新的史学方法和新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支持和体现，另一方面，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史学理论自身分支的逻辑结果。必须关注和研究当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教育史研究，方能有效更新教育史学观念，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并尝试新的史学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

　　一、西方史学典范的嬗变

　　1962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将“典范”(一般译作“范式”)观念运用于科学史研究之中。相对于理论来说，“典范”更为宽泛。以往的科学史认为，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真理可以逐步积累，但库恩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科学史观念。库恩一再强调关于“典范”的观念只适合于自然科学，但该概念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广泛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本文将涉及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等重要概念。“历史哲学指向的对象即‘历史’一名二指，兼有客观实在与主体思维两义：历史既可以是‘人类的过去’，又指人类对此的记载与探究即史学。准此，‘历史哲学’在语义上逻辑地包含着二者，即关于历史和史学二者的形上言说及理论反思，而事实上，大致自黑格尔一代之后，今日历史哲学往往是指对我们关于历史本身所思所言即史学的批判性反思，至少主流如此。”①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历史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关注历史本体论问题，研究者多半是非历史学家；第二个阶段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反思；第三个阶段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阶段，叙述主义在本质上属于语言性的学术取向，因而在广义上被归类于“语言性转向”。而贯穿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和叙事三大典范的基本线索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前者注重“解释”，或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与前途在于科学化，或试图将科学解释模式移用于分析史学认识。后者强调“理解”，站在自律论的立场反对模仿科学，更加突出文学和艺术维度的重要性。其次是关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概念。目前在史学界已大致达成共识，“即从狭义上说，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包括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等。而历史理论则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研究，包括各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②。在西方，历史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希腊。所谓历史即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针对公共事件而做的一种详尽的、世俗的和散文的叙事。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③。这个观点代表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关于史学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典型观念。

　　在中世纪，基督教开创了线性史观，在“发展”的观念下，历史被视为一维的、分阶段的和不断向天国靠拢的历程。文艺复兴时期复兴了世俗史。在历史研究中，从古代希腊的重视人证转向重视文献资料，开创了近代考证史料的传统。当时修辞学声望的提升引导学者对公认的古典作者的原始版本进行密集研究、模仿并尝试恢复。“从十六世纪以降，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本方法的使用，所揭露与理解的不只是上古哲学家与诗人的作品，还包括欧洲的过去，而这段过去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被称为中古时代。这种技术是档案的历史研究。……凭借这种技术，‘探究’可以上溯到史家或目击者记忆以外的时代，并且摆脱对早期史家与编年史的依赖。这是一个大转变。”④但长期以来，史学在西方缺乏独立的学术地位。笛卡尔的知识体系将史学排斥在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启蒙哲学。1725年意大利人文学者维柯在其发表的《新科学》一书中为史学提出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的分期理论，为史学在学术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

　　自从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1951年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划界范畴。黑格尔被认为是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汤因比之后，思辨哲学成为绝响。以1942年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发表为标志，历史哲学进入分析历史哲学的阶段，并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英美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1973年海登·怀特发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历史哲学进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阶段。在“语言学转向”的历程中，后现代史学理论注意到了语言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语言书写极端化为“语言唯心论”，割断了与指涉物和真实的必要联系。

　　有学者认为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五次重大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代，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努力下，历史学在西方取得了文化地位和尊严；第二次转折发生于公元5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观；第三次转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思想再次把人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进步观念盛行，兰克及其学派在历史学专业化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第五次转折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⑤。此后，西方史学进入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历程。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关注在长时段中某地区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走向不见人的历史，大量运用计量史学方法，也导致了很多弊端。20世纪70年代末，新叙事史复兴趋势已经较为明显。新兴的文化理论一反传统的史学写作范式，进而质疑此前的社会科学化史观。但因“文化研究”也存在诸多局限，到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开始出现逃离“语言学转向”的倾向，新的理论范式日渐成型，这便是后—后现代史学理论。

　　战后大约每隔30年，西方史学理论都会发生一次研究典范的转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典范危机”，需要新的典范与之相适应。与典范的转换相一致，史家先是追求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新社会史，继而关注主观性与哲学性的新文化史，当今又进入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的全球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