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在“两个结合”中，尤其是后者，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下简称“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为历史前提、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求为时代背景，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两个结合”的时代价值。唯有坚持“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因应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正确回答新时代中国之问。为此，系统探讨“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路、现实作用与时代价值，是深入理解与把握“两个结合”精神实质的关键所在。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路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历代学人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相关论述的批判与继承，是对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坚持与创新，更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验的吸收与发展。回顾“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路，对于在新时代理解二者结合的深层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成为可能。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核心课题，“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本质上就是中西方文明成果的交流与会通。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在“中西体用”的范畴内穷尽了所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为理解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历史经验，并对进一步寻找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国模式提出了新要求、新启示。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中西方文明在中国发生激烈碰撞，“中西体用”之辩应运而生。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学者对于“中西体用”的认知大体可划分为三派。第一，是强调“西体西用”，提倡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西化派”。基于对西方文明的赞赏以及对“体”“用”统一的追求，西化派认为西洋文明“乃是理想主义的，乃是精神的”，与西方近代比较起来，中国文化“也只有愧色”，若想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局面，“我们不得不全盘西洋化”。第二，是强调“中体中用”，以传统国学为本位的“国粹派”。国粹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乃“国家特别之精神”，“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一味追求西化的“西化派”乃“幼稚之形而上学”，因此必须以“复兴古学”代替“全盘西化”。第三，是强调“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融中西文化于一体的“调和派”。持“中体西用”观点者认为，守旧派“不知通”而维新派“不知本”，唯有“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方可化解近代中国之矛盾。持“西体中用”观点者则认为，西学之精华在于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而“中体西用”将“遗其体而求其用”，只有去除“中体西用”的片面性，中西关系之真理才能显露。
不可否认，在客观的民族形势和历史情境之下，“中西体用”之辩无疑是一个真命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西文化之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紧张状态。但是，通过对三种主要观点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中西体用”框架的局限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未能成功找到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出路。一方面，“西体西用”与“中体中用”都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不可通约的基本立场之上，如果说“西化派”仅仅着眼于时代性维度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那么“国粹派”则仅仅注重民族性维度而拒绝新思想的汇入与融合，二者均是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文化立场。另一方面，“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虽因其意识到了中西文化的可通约性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甚至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理论中已初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问题的雏形，但二者的讨论仍因未超越“中西体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桎梏而无疾而终。由此可见，关于中西文化之关系的讨论不能囿于体用之间的中西分野，必须彻底超越“中西体用”的一元论窠臼进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的实践探索必然会对“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救亡图存的革命中初步形成。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及人民性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地位随之确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接“中西体用”之辩的历史经验，继续探索中西文化关系汇通的“中国模式”，对“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为苦难中的中华民族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曙光。面对漂洋过海而来的“基本原理”，我们既不能照抄照搬、教条主义地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也不能罔顾真理而经验主义地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发展“带着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全党实践探索的根本要求。以中国视角对“基本原理”进行解读与运用，把“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应有之义。通过把“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实践的伟大胜利，更是创造性地为构建“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进一步凸显。彼时，虽然“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尚未被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但对于“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关系构建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给出初步回答。首先，不同于早期对传统文化的“一刀切”态度，中国共产党强调了尊重民族历史、传承优秀传统的重要性，立场鲜明地强调了“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尊重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颂古非今”，为中华优秀传统这份“珍贵的遗产”正名是争取民族独立、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前提。其次，中国共产党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提出了明确要求。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在辩证扬弃的立场上“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只有拂去历史的积尘才能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宝箱中发掘“珍贵品”、掩埋“瑕疵品”。最后，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汇通之道。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中西体用”的局限性已证明，“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可以看出，此时我们党发展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已将革命斗争的民族性、中外先进文化的科学性及满足广大人民需求的大众性有机结合，在克服“中西体用”局限性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为“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引。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基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等现实需求深入推进“基本原理”同“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充实了二者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面对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基本原理”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中。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主题的提出，将“中国特色”融入社会主义建设正式成为这一阶段的时代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党认识到“基本原理”这一科学理论必须“要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强调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的深化，将“解放思想”的创造性、“实事求是”的规律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三者有机结合，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提供了基本思路，也对“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深入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
当下，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互通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功能愈益凸显。沉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遗产始终是中华民族最独特、最持久的原动力，更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最明显的文化优势。如何以“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优势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这一阶段文化建设的关键。对此，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内外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化”及其与“基本原理”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回答。面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邓小平同志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为“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发展扫除了封建主义残余。江泽民同志继承前人传统文化观，将“传统文化”置于“基本原理”框架之中，指出“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必要前提。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继续推进“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并号召国人完成“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的历史任务。以此，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探索，我们党已对“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时代的现实条件与时代需求，立场鲜明地强调在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实现了由“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升华，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现实需求、基本国情等具体实际均发生历史性转变。站在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力化解国内外的多种风险挑战，切实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寓于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之中，用极具“中国特色”的观点方法研判中国实际的发展阶段、发展计划及发展任务，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可以说，“中国特色”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所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更多地体现为文化自主性与民族独立性。经过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愈加深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民族文化交融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提出后，传承并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得到了切实加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对内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对外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内外联动中推动“基本原理”同“传统文化”的时代性结合。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增强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力催化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的名片。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新时代中国之问的有力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原则，揭示了百年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文化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对新时代所面临的中国之问作出了有力回答。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方案。“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在我国得以确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国情的现实需求，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互化”。这种“互化”是创新建构的扬弃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双向融合。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使其“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与精神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无论在何时何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二者互化的过程中历经了百年奋斗，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文化精神，为“基本原理”在中国沃土上开花结果源源不断地提供现实滋养。从民族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必须被中国人民所掌握才能实现其中国化，但“中国之民固实际的非理论的”，此时，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中国性”的重要来源，为中国人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依托。“传统文化”与“基本原理”虽存有民族性差异，但二者并非扞格不入，其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思考中有着许多贯通契合之处。正如李约瑟所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二者在学理层面的内在亲和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以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满足了中国特有的期待视野，切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先进思想“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并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可以说，二者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与中国沟通的桥梁，明确了在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什么”的现实问题，为“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准则，极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程度。
实践品格作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重要前提，亦在本质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实践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时代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它“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其理论必然是发展的、包容的、随具体条件而转移的。“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指导性的重要前提。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不能被当作万能公式而随意套用，其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同时代、民族的异质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性的深层根源，正是这些“具体现实”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来源于实践又归于实践的科学理论。作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与作为现代社会革命理论的“基本原理”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现代与传统的紧张，但“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激发出二者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所蕴藏的可会通性。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带有后现代色彩的，但不同于追求纯粹颠覆与解构的西方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质带有对前现代在辩证否定层面上的追溯与回归，是一种以化解现代性矛盾为指向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传统文化”的前现代性与“基本原理”的后现代性有着相同的指向和功能。可以说，“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打破了时代性差异的壁垒，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旧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新学”的双向融合，在应对新时代挑战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
为在新时代筑牢民族文化自信注入精神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厚植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底气来源。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此起彼伏、轮番登场，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造成了极大阻碍。因此，唯有坚持“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立场方法深刻揭示出非科学的传统文化观的本质，即这些错误文化观念的背后均蕴藏着瓦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扭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邪恶目的——文化虚无主义捏造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共存、相互矛盾的假象;文化复古主义则无视“优秀”“有机结合”等关键字眼，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混淆为盲目复古的文化保守行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引下，我们认识到“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支撑，其历史地位及现实价值是决不容撼动的。在这种意义上，“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确立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也正是在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才能牢固树立起来。
同时，保持“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不仅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实践要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并不断从传统文化的时代化转型中汲取新的文化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不是为了把传统文化作为古董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而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活动中激活它的生机活力。党的发展历程向我们证明，“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是“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得以激活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发展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基本原理”的融入在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征途中，为“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型提供了理论保障，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可以说，“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紧跟时代语境转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为跳出“就传统论传统”的固定思维而站在马克思主义新高度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创造了无限可能性。
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赋予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局势出现了巨大变化。随着各民族、国家间的交往日益紧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意识得到更多认同，全球局势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大变局中，全球性问题仍在困扰着地球村上生活的人们，疫情带来的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因素更是日益突显。基于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当今局势下的国际竞争已不再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和科技实力等硬实力为单一标准，而是拓展为国家间多种要素与各项实力的综合较量。约瑟夫·奈将国家综合实力的评判标准划分为两个维度，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硬权力”及以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吸引力和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为核心的“软权力”。在全球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下，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态势愈加严峻和激烈，“软权力”的强弱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象征。“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具有国家特色的话语权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成就的具体表现，已成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如今，世界文明交流互融的新局势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坚实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丰富的文化基础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多方位的保障。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西方话语霸权的威胁等因素也为中国话语权的建立造成了多重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目前，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处于关键时期，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仍是当前发展的重要问题。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推动了中华文明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有机融合，并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赋予了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一方面，话语创新是一个国家话语体系永葆活力的不竭源泉，“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价值，为本国话语体系注入了中国特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沉淀千年的文化瑰宝，不仅可以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深厚的思想内涵，还能为其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资源。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对“实事求是”的时代诠释、对“小康”的深刻阐发、对“以人为本”的思想升华，无疑都是利用民族话语回答中国之问的生动典范。如今，“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契机，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生动形象、亲和通俗的话语表达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与传统智慧是其话语体系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能够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内核，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中国传统智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岁月陶冶，蕴藏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凝结而成的中国智慧，这种深厚的精神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在新的发展阶段，“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中国话语注入了“中国元素”“中国形态”，为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理论保障，我们应进一步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从而实现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话语权表达的初衷。
“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时期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新的奋斗征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助力了世界性问题的化解，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新境界。“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论述的提出指明了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与方向，为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方面，“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正确处理了具体实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历经了由宏观到具体的不断细化的过程。在“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提出之前，我们党就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了“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本质上看，中国的客观现实“实际”与历史文化“实际”均寓于具体实际之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被内在地包含在具体实际之中，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而未被“明确”划分出来。如果说，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与建设实践，那么在新时代则转向中华民族力量的构建。“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新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了具体实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文化国情从具体实际的宏观概念中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扩展与深化。
另一方面，“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明前进方向。“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由“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在新的历史阶段接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一，二者的结合更加突出了“基本原理”的主体地位。从具体表述来看，“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非对等双方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所侧重地将一方作为主体，即结合双方有十分明确的主次关系。“基本原理”作为论述的主词，相较“传统文化”具有明确的主体性，表明二者的结合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的，切实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不偏离。其二，二者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民族力量。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光辉成果的全新历史条件下，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总结经验、回顾历史。“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民族力量、民族特点、民族优势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立场鲜明地强调了在新时代弘扬文化、继承传统的重要性，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实践指引。
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蓬勃伟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主要矛盾、阶段任务均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蓬勃伟力。
一方面，“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即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充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蕴含着较以往更为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的现实需求所呈现出的新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将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关键任务，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面对人民的新需求，作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虽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仍然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变量，若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必然要经历“去粗取精”的理性审视。此时，“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将“经济基础”这一标尺带入传统文化视域，为传统文化的选择与运用提供了标准。区别于对“绝对精神”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建立在实践性基础之上，在谈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即任何“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形式都受制于现实物质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新的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传统文化提出了新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只有适应经济基础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部分才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被保留并加以改造。由此可见，“基本原理”为“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甄别标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章可循，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证传统文化“不变味”。
另一方面，“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精神力量。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已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这一历史性成就必定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前提条件而“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传统文化这一历史基础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关键时期，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征程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持续发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优势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步。“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推动传统文化在内容及形式上的转化与创新，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最独特的民族文化力量。二者的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更高的历史地位，向我们证明了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以鲜明的民族性、开放性、实用性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征程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如何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归属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仍是我们党现阶段必须关注的问题。
为进一步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中国回答。就全球发展而言，“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中国思路。
一方面，“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在世界变局中谋共赢提供了中国方案。如今，各个民族、国家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具体实际不可能脱离全球化趋势而独立存在。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中国始终秉持着心中既要有民族复兴大局，又要胸怀世界变革大局的态度，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包容开放的立场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世界格局新变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提供中国智慧，“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在科学准确把握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中抓住本质、把握规律，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形象。
另一方面，“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人类文明繁荣发展。如今，中西文化已跳出“非此即彼”的一元论局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已冲破民族界限而存在于人类文明发展之中。从历史上看，二者的结合充分发挥了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柔性智慧，通过融摄异域文化思想为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人类文明最高理想提供了理论参考。从现实上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需要，更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在共生共存的世界环境下，“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化解全球化趋势与地方性价值差异之间的矛盾指引了方向。以“和合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始终蕴含着求同存异、共存共赢的辩证智慧，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追求便是“和合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势下作出的现代诠释。在这种意义上，“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构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及思维方式，对地域文明关系间的朴素对立进行辩证地扬弃和历史地克服，是以自身哲学智慧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有益尝试。
总之，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持续推进“基本原理”同“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这种“结合”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继承与总结，又是在新时代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力与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实现离不开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共同努力，我们肩负时代的使命，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精神，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