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必须依靠强大的科技。当前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愈发凸显，如何引导科技向善、造福人类，阻止科技陷入异化的怪圈，既是当前科技发展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更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局，科学汲取了中华传统科技伦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观，从自然基础、社会基础及世界历史进程视角探讨科技伦理问题，既立足科技伦理关照现实问题的基本向度，又立足全局、统筹谋划，对国家和人类未来的科技伦理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技生态伦理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和为人类造福的科技伦理观，这对促进当代科技健康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习近平科技伦理观的三重内涵

习近平继承与发展以往科技伦理思想，立足当今科技伦理发展难题，通过辩证处理推动科技进步与规范科技活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技生态伦理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为人类造福的科技伦理观。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技生态伦理观

1.树立绿色科技创新观。“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与人民对优美生态向往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提出的绿色科技创新观——“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为绿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一，树立创新理念是解决传统科技创新偏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弊端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强调，“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和条条框框，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破除传统科技创新弊端，使科技创新兼具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色科技创新在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绿色产业中大有作为，先进技术在水安全、生物安全等众多领域发挥支撑作用，科技创新的综合效益显著发挥。其二，推动形成全过程多领域绿色科技创新。绿色科技创新是绿色标准、装备、产品服务等全过程与技术、产业、商业模式、管理等多领域的创新。习近平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市场导向作用、人才支撑作用，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走出以往科技创新成果与生产生活实践相脱节的尴尬境地，推动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的新模式新机制，实现全过程多领域创新。其三，普及绿色科技理念。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绿色科技创新的践行离不开人民群众。“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绿色科技理念的普及有利于全社会绿色科技创新智慧的释放。当前，“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这一理念正在转化为群众行动。

2.绿色科技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既承认世界范围内高科技在生产生活中的误用滥用的确引发了全球生态危机，又肯定了科技的善用对美丽地球的建设性价值，鼓励以“绿色科技”为抓手，强调“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为发挥科技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积极欢迎他国与我国在绿色科技领域深挖潜力，培育合作增长点。在国内发展上，习近平注重发挥绿色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绿色科技的应用既包括通过发展绿色科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推动新业态的形成，又注重发挥绿色科技对“穷山恶水”的拯救价值，发挥绿色科技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面对科技误用滥用带来的全球生态失衡问题以及“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的事实，发展绿色科技无疑能够有效解决“人民要发展”和“生态要和谐”之间的矛盾。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

习近平明确了科技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伦理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和中华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1.科技发展为了人民。习近平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一方面习近平提出绿色科技创新的重要理念，推动科学技术朝着绿色、环保方向发展;面对科技创新带来的部分群众失业问题，习近平注重协调科技创新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在科技创新与稳定就业之间寻找平衡点。总之，习近平真正在实践中落实科技为民的价值取向，始终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科技在不同领域对人民生活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依靠科技脱贫致富，依靠科学技术创新推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2.科技发展依靠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习近平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科技发展的方向与力量源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生产生活便捷化的需求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样鉴于人民群众对美丽生态环境的需求，科技创新趋向于绿色发展，带动了新能源、清洁能源等技术的重大进步。习近平高度重视科学家在科技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数次科学家座谈会中对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硬实力”与道德“软实力”提出殷切期望，要求科学家“努力探索科学前沿”与“坚守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并举，殷切希望科技工作者涵养爱国、为民、求真、诚信、创新的高尚品德，弘扬科学家精神。习近平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依靠人民，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科技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有利于多元主体参与科技建设。

3.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科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检验科技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准。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克服科技异化建立了制度保障，但长期以来市场经济的利己性致使科技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了追求学术成果的“学院科学”以及追求现实利益的“后学院科学”，民生科技发展受限。“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而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推进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在信息科技领域推进网络强国战略，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力度，推进“网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在人民健康方面提出科技发展要“面向人民生命安全”重要论断等，推动更多科技产品应用于民生领域。

(三)为人类造福的科技伦理观

“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面对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护科技霸权地位而实施“小院高墙”战略，习近平以大国气度和大国担当精神参与全球科技伦理建设，主张物质层面推动科技成果惠及全人类与精神层面倡导向上向善的科技伦理并举，形成为人类造福的科技伦理观。

1.推动科技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同时胸怀世界人民，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要“积极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努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有针对性地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等支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当前我国科技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习近平倡导通过“一带一路”等平台分享我国科技成果并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建设，与部分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搞科技垄断、封锁、壁垒，干扰别国创新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用行动“为科技发展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习近平坚持以普遍联系、命运与共的科学态度推动科技成果惠及世界人民，突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使科技发展的落脚点回归到全人类而非少数人。

2.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习近平立足世界科技发展全局，作出“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的论断，为全球科技伦理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异化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影响。然而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西方科技异化并没有终止，甚至不断向外蔓延。为克服此局面，习近平坚持科技向善的价值理念，强调科技应“增进人类福祉”，饱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为规避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异化提供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伦理准则。每个国家、民族及地区鉴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道德基础和伦理资源，形成了观点各异的科技伦理思想。但是毋庸置疑，在具有各自特殊性的科技伦理思想中蕴含着共存的统一性，即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这也为向善的全球科技伦理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形成的根源

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根源与现实根源，其中既内蕴着用中华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解决当代科技伦理问题的理论自觉，也包含着对当前国内外科技发展问题的积极回应。

(一)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形成的理论根源

1.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汲取了蕴含着“天人合一”、向善思想、“以道驭技”的中华传统科技伦理思想。其一，习近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技生态伦理观汲取了“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面对科技误用滥用带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习近平汲取“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主张发展绿色科技。“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精华，主张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浑然一体，反映了我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即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二，中华传统科技向善的伦理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提供精神滋养。向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各领域，在科技领域亦是如此。中国古人强调技术的运用应有益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服务于崇高的道德追求，对于无益于社会生活、扰乱社会风气的“奇技淫巧”要加以限制和禁止，即“术不可不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内蕴着科技为人服务的价值取向。在汲取古人科技向善的伦理思想基础上，习近平强调当今科技建设要注重发挥其对于人民与国家“善”的价值，强调“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其三，“以道驭技”的中华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为当今科技建设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以道驭技”即用道德规范驾驭技术的发展，突出道德对技术的规范和指导。如儒家学派主张符合道德标准的技术是善，反之则是恶，强调科技创造者和应用者以道德规范技术;道家学派主张从事科技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的“道法自然”精神等。在吸收古人“以道驭技”伦理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习近平辩证处理“道”与“技”的关系，强调“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强调推进科技进步与科技伦理统筹发展，科技成果要惠及世界人民，反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科技成果制裁他国的不道德行为等，习近平在当今世界历史中坚守着中华传统科技伦理向善的价值取向。

2.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生态伦理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立足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与批判过程中建构了科技与自然、人类相统一的科技伦理观。遵从于为无产阶级谋求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科技对于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积极价值的同时，敏锐洞察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异化，既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工人、机器之间的关系，揭露资本家凭借拥有的机器奴役工人的社会现实，又在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与工人生存环境的考察中洞悉资本主义制度隐藏的生态危机，批判资本主义技术应用的反自然本质，指出“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大工业在农业运用中的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客观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的反生态性，为人类辩证处理科技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深刻启发。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了科技发展的宏大视野，指出“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阐明科技应造福人类。习近平立足新时代创新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科技为人类服务思想。另一方面，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的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技伦理思想蕴含科技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科技为人民生活服务和科技造福人类三重内涵。在人与自然相协调方面，毛泽东强调开发利用长江水电资源以减少煤的使用量;邓小平主张依靠科学保护生态环境;江泽民在国际舞台中鲜明表达科技之于自然的积极价值，指出发展科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科学地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胡锦涛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强调“推广低碳技术，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推动绿色科技走入生产生活。在科技为人民服务方面，从毛泽东“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邓小平强调“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江泽民“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到胡锦涛“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科技发展的人民立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科技造福人类方面，江泽民呼吁利用科技“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增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之福”，胡锦涛坚持以人为本，鼓励科技惠及广大人民，等等。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新时代三重内涵的科技伦理观。

(二)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形成的现实根源

1.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亟需构建科技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变化的，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即人民既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又向往优美自然生态。概而言之，人类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在生产力尚不发达时，人利用科技的中心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并且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低水平使得人类对科技的运用局限在狭小领域，科技活动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相对较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较为直观。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应用对自然各要素的影响深度进入新的阶段，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发达科技的应用愈加复杂，科技误用滥用引发的生态危机引发人类反思。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受认识能力制约，人类长期以线性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治理中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难以维持生态系统整体平衡。随着认识深入，人类进入树立系统思维的新阶段。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把握自然中的各要素。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前提，为了人类永续发展，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调动多种积极因素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性活动，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习近平积极推动科技与生态的融合，既发挥科技因素对生态保护的促进作用，又激发科技对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既要发展又要生态”的需求。

2.科技负面效应对人民生活福祉的影响催生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毋庸置疑，历次科技革命极大地造福了人类，但在运用科技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对人民生活福祉带来影响。例如，第一次科技革命中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在解放人类劳动力的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将人束缚于机器生产之上;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电气技术的应用在带动新型业态兴起的同时，技术、资本的集中逐步走向垄断，垄断资本主义争先恐后地向落后地区输出资本，越来越多地区和国家的人民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奴役与剥削中，等等。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在给人民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影响不容小觑。其中，信息智能技术系统以其“智能性”特点反噬人的“主体性”发展问题尤为突出。以大数据推送为例，大数据通过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得出个人喜好，进而精准化推送符合其需求的信息，表面上看似满足了个人个性化需要，但算法的刻意屏蔽使数据用户过度接收同质化信息，算法的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使人的视野和思维固定在已有认知的狭窄范围内，成为“单向度的人”。面对科技负面效应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影响，习近平提出科技创新落脚于人民利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论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最大限度规避科技的负面效应。

3.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西方科技伦理对世界科技良性发展的影响，迫切需要为人类造福的科技伦理观的出场。一方面，无论是基于历史维度还是现实维度，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决定科技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殖，因此科技异化成为其剥削的手段。历史上英国凭借蒸汽机改良技术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后，在全球进行赤裸裸的掠夺;美国抓住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关键技术反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并且多年来不断巩固其在科技领域的相对竞争优势，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利用科技制裁他国。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凭借科技先发优势掌握话语权，将科技先发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封锁高新技术、抢先申请科技专利，并且频繁对他国高科技企业无端予以打压、任意制裁，试图通过控制他国科技企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科技成果不仅无法共享反倒成为实施垄断的工具。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部分发达国家依靠尖端科技成果兜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软性”西方科技话语霸权。当前，依靠信息传播技术制造舆论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方式之一。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西方媒体凭借技术应用优势操控世界舆论发展走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西方利用科技“奴役”他国的行为，习近平持批判态度，指出科技“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应该造福世界人民。

三、习近平科技伦理观三重内涵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高度重视科技在自然环境保护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习近平科技伦理观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举措，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了契机，也为解决全球科技伦理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科技生态伦理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举措

习近平就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有益指导，其中习近平关于科技生态伦理重要论述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崭新道路。

1.习近平科技伦理观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现代化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运动到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一直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受认识规律制约及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经历了传统工业文明阶段，其高消耗、粗放型发展方式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在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存在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发展问题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关于科技生态伦理重要论述是新发展理念在科技与生态领域的具体表现。习近平科技生态伦理观指明了科技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有益于生态环境建设，突出了绿色发展的依靠手段是科学技术，实现了科技与生态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遵循与实践指引。当前我国充分发挥科技与生态的双向互动作用，以科技为支撑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带动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等发展，用具有预防功能的科学技术取代传统的生态治理与恢复方法，以科技创新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中“解决环境污染、维护生态系统”的需求融入并内化于科学技术发展全过程，催生更多绿色科技产品，倒逼绿色科技发展等。在习近平科技伦理观的影响下，科技在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独特价值得到不断发挥。

2.习近平科技生态伦理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科技的进步及广泛运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给世界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多国相继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迫使发达国家反思科技的生态性与反生态性，形成了把科技看作生态危机根源的“深绿”思潮、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绿”思潮等西方生态思潮。毋庸置疑，西方生态思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贡献，但也存在仅站在各自维护的阶级立场上展开争论的问题，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局限，难以找到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习近平科技生态伦理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既承认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肯定科学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既强调善用科学技术以维护生态环境的“自然价值”，也积极发挥绿色科技带来的“经济价值”，为正确看待科技与生态关系提供认识论指导。习近平关于绿色科技及绿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科技与生态的互动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因此，习近平科技生态伦理有助于克服西方国家对于科技与生态非此即彼的偏颇观点，肯定科技与生态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发挥绿色科技创新的效应，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伦理观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创造契机

1.科技赋能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重要机遇。发展科技的最终旨归在于服务人民大众，习近平在科技领域发表的系列讲话、采取的相关举措极大地激发了科技的惠民效应，科技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改善人民生存条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人的自然需求的满足而言，人民生命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构成要素，习近平科技伦理观强调发挥科技在人民生命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应用于人民生命健康。面对我国科技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发展现状，习近平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从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达到小康之后，对生活的社会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包括优美的生态环境、清朗的网络环境以及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习近平科技伦理观强调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美丽中国，在绿色科技创新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生活正在兴起。

2.科技赋能个人与国家有机融合与美好发展。习近平科技伦理观在价值目标上不仅关照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亦通过个人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实现达到整体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一方面，习近平科技为民的理念有利于使科学技术服务于人民大众，充分发挥科技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网络强国战略的开展推动了互联网普及，加强、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拓展了人的社会关系，同时快捷化的网络应用大幅提高时间利用效率，使得人们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以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网络开放空间也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广阔舞台等，科技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彰显。另一方面，习近平注重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科技强国建设，有助于充分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促使人们在求真、向善的科技建设中推进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全面发展，使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将个人力量融入实现科技现代化之中，深化人的发展的内涵。

(三)为人类造福的科技伦理观为全球科技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面对科技领域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习近平积极推动科技成果惠及世界人民，倡导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形成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的科技伦理观，为解决世界普遍存在的科技伦理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1.推动科技成果惠及世界人民有利于解决科技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从而凝聚世界人民智慧共同应对科技风险。一方面，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使得任何一项科技成果的诞生都是世界人民群众辛勤探索和各国科学家不懈钻研共同创造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共享科技成果是世界人民的权利。习近平推动科技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尊重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主体地位，也有利于弥合发达国家对高端技术垄断带来的科技鸿沟，促进科技资源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纵深发展带来的风险性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与不可控制性，同时大科学系统的发展加快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进程，各国的科研合作渗透众多领域，因此科技的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的全球化。如何规避科技风险成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基于此，习近平强调:“我们不能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要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享科技资源，有利于破除科技发展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弊端，有利于集世界之智共谋全球科技发展、共同防范全球科技风险。

2.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有利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科技向善内蕴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与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异化现象表明人们在推动科技创新或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中未能有效避免其向恶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国家作为全球科技治理的主体因代表不同利益，在科技活动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进而难以采取统一行动，致使全球科技治理赤字越来越大。新时代，中国作为维护世界人民整体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科技治理领域，习近平在尊重不同国家科技伦理差异性的基础上，提出符合科技本质规律和世界人民利益的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有利于“推动西方‘普世价值’支配的全球治理体系转向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人类科技活动和科技发展提供正确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