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四十余年中，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领头雁，对标国际先进经验，凝聚头部力量，取得不少科技成就，但其全球影响力仍然与最初预期存在差距。总体来看，之前的国家实验室建设问题有三：一是未能谨守初衷，不能持续突破，缺乏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二是未能脱离体制窠臼，重资源堆砌，轻机制创新；三是未能有效促进要素合聚，带动目标领域的科创生态提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有必要从使命定位、机制优化和要素合聚三个维度对新时代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路径进行深入探析。

 

 

　　从2017年发布《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开始，我国多次强调国家实验室应是“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为打造科技高原与高峰，做“顶天立地”的工作，未来必须在充分理解“三型一体”的内涵基础上，勇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排头兵，避免走“挂牌子、圈资源”的老路，心无旁骛，潜心攻关，才能担当起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的重任。

 

　　“突破型”指国家实验室作为国之利器，应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解决科技发展的燃眉之急，从根本上改变基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如美国的阿贡国家实验室当年专注于可控核反应堆研究，最后成为完成曼哈顿计划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面临西方科技封锁，在高端通用芯片、集成电路装备、高端科学仪器制造等多个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新时代我国国家实验室应迎难而上，知难而上，坚持自力更生，勇当国家科技创新的利器，在科技突破目标上志存高远，聚焦当前科技领域中最困难、最突出的问题，实现尽快“突围”。

 

　　“引领型”指国家实验室作为大国先锋，应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指引科技发展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带领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协同创新与共同发展。当今世界，信息技术、低碳能源、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等前沿科技热点呈现新趋势、新动向。国家实验室作为引领型创新基础平台，须前瞻布局，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创造出引领型科研成果，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同时，国家实验室也要勇做科研旗舰，带领各路科技大军勇闯科技“无人区”，组织开展协同攻关，形成有效的“联合作战体系”。

 

　　“平台型”指国家实验室作为大国重器，应以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科创要素的共享与融合，打造成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是我国最高层次的创新基地，应加快建设最先进、最大规模的大科学装置，形成开放共享机制，以此打通科技创新链，为其上下游环节提供基础研发和技术转移支撑。这一创新平台不仅能够为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发提供部件级验证、集成和系统测试这一“创新鸿沟”阶段的工作，还能够为高科技企业进行演示验证，推动技术成果向产业应用领域转移转化，发挥出更多的溢出效应。

 

 

　　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制度机制等“软件”保障。新时代国家实验室建设再出发，不仅要成为科研攻关的排头兵，也应是科技体制革新的先试者。

 

　　从内部管理来看，根据国际经验，国家实验室应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责任制，实现“投管分离”，有利于跳出传统科研体制分散、封闭和低效等弊端，赋予国家实验室运营管理的自主权，如新成立的张江、鹏城实验室即采用此种模式。但必须强调理事会与主任之间要明确权责，设立学术与咨询、监督和运作管理委员会等来保证实验室顺利运转。此外，国家实验室尝试搭建矩阵式内部学术组织结构，以促进学科之间、项目之间的交叉融合。在此进程中，要重视维持这一组织结构稳定的重要性，避免出现因双重职权关系引起冲突、机构臃肿等弊端。现阶段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必须吸取之前相关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跳出陈规窠臼，以灵活高效为根本原则，以开放透明为管理特色，在未来实践中勇于探索，成为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关键模板。

 

　　从外部管理来看，对标国际先进经验，政府对国家实验室可实行灵活的契约化管理模式。政府部门在提出战略目标和攻关方向后，要制定严密的监督与评估策略和绩效标准，采取同行评议和自评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实验室进行周期考评。同时，要设立严格的考核淘汰机制，对于定期考核不佳的可撤销已设立的实验室。简言之，未来国家实验室管理模式是动态运行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设置严格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确保国家实验室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效能以服务于国家战略动态需要。无论进行怎样的管理改革，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模式或机制都不是万能的，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应根据自身实践扬长避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模式。

 

 

　　新时代国家实验室建设绝不是单兵突进，而应致力于整个科技创新生态活力的激发。美国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正是与周边的高校及高科技企业形成共生生态，在基础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形成突破后，由企业负责产业化，这种产学研协同生态是硅谷半导体与信息产业腾飞的基石。因此，国家实验室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协同多元科创载体，实现相关技术领域中人、财、技等要素的合聚与共享，将是其未来能否实现可持续运转的重要保证，也是激发科创生态活力的关键一环。

 

　　筑牢高精尖科技人才发展高地是国家实验室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实验室可通过双聘制、博士联培制、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等方式，打破“部门”和“行业”的界限，吸引创新生态中的领军人才及其研究团队来此平台开展科技合作和进行技术攻关，实现科技人才有效流动、融合与交流，为国家实验室建设持续输入新鲜血液，形成实验室科研人员梯队和多样性。同时，国家实验室应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激励和评价机制，形成公平竞争的良性生态，为留用人才提供有效支撑。此外，国家实验室要发挥其创新基础平台效能，为相关领域科技人才提供过渡、成长空间，为人才社区发挥正向输出作用。

 

　　多元化资金支持是国家实验室建设的重要基础。国家和地方政府专项拨款是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经费投入的主渠道，应通过绩效评估和绩效拨款的管理办法保持对国家实验室的正向激励作用，发挥资金利用效能最大化。国家实验室还应加强与市场合作，与产业共建，调动生态系统中高科技企业的积极性，将其拥有的技术专利转移给科技企业进行商业化开发，吸附市场资金，利用市场机制入股科技龙头企业，形成多元化资金稳定支持新格局。国家实验室要善于发挥种子的作用，在科研驱动与市场导向之间寻找平衡，以撬动相关领域科研甚至整个产业的杠杆。这是当前国家实验室所欠缺的经验，未来需要积极探索。

 

　　大科学装置是国家实验室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技术实现载体。国家实验室通过开放共享大科学装置，使得创新生态中的各类创新主体均可利用其先进仪器设备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研发，最大化发挥这些先进装备设施的效用。在此过程中，国家实验室可了解当前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准确把握技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创新链从前端到后端的技术转化效率。在技术转化过程中，国家实验室要建立完整的技术转移机制，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利益分配原则，为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界的技术转移链条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所在攻关领域的资源起到融会贯通、发挥功效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实验室应成为集中体现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等属性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科研创新条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