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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次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0年第8期 浏览:7263次 发布日期:2020-08-05 14:41:48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由此展开。自1927年上半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鲜明格局——工农武装割据。而在鄂豫皖地区爆发的黄麻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在这一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八七会议为鄂豫皖地区三次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的主要背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翻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很快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其他革命力量建立同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1]

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国民党是可以信赖的革命力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都意识到建立同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4年1月,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但是,国民党右派不断地实施破坏合作的行为,意图抢夺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极力排斥共产党人[1]。国共合作的危机已经出现并逐步加深。

1927年初,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右派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最终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在武汉制造的“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为标志,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完全破裂。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由于中国共产党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 ,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束手无策[2]。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国民党右派杀害的共产党员有2.6万人,革命群众有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

面对空前的大屠杀和巨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右派血淋淋的屠刀所吓倒,反而更深刻认识到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和组织清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施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1]。我党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和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爆发三次武装起义的时代背景。从此,中国共产党自主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了。

二、大别山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正式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和南昌起义爆发的影响下,我党领导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有200多次。其中有一些武装起义的规模比较大,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打响鄂豫皖大别山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黄麻起义,大别山区又一次爆发的“一举成功、全面获胜”的商南立夏节起义,以及随后爆发的六霍起义,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黄麻起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大别山区与全国其他开展革命的地区一样,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导致党员大规模减少,党组织被严重破坏,革命运动陷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别山区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八七会议之后,大别山区的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与河南光山毗邻的湖北黄安(即现在的红安——编者注)、麻城两县北部地区却呈现出另一种态势:在反动势力的进攻下,这里的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组织没有解体,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没有停止,反而还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形成这种态势的基本原因,就是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经历了激烈的武装斗争的锻炼,在同反动势力展开武装大搏斗的过程中,较早认识到掌握武装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4]。随着八七会议精神在大别山区的广泛宣传,特别是湖北黄麻地区党组织的认真传达贯彻,这里的农民革命运动逐步恢复,并开始转入了新的阶段。1927年9月下旬,黄安北部地区的贫苦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九月暴动”,农民武装组织起来,抄没了部分恶霸地主的财产,召开群众大会,烧毁田契,将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百姓。这次暴动实行的是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予大别山区黄麻北部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形成并发展了革命力量。这次农民运动为黄麻起义奠定了基础。

1927年11月中旬,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湖北省东部地区黄安与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共3万余人,在中共鄂东特委的领导下,率先攻打黄安县城,这是鄂豫皖地区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这次起义之后成立了工农政府,并且组建了工农革命军,潘忠汝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大别山地区爆发的首次武装斗争。1928年初,根据上级党组织要求,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黄麻起义是我党在大别山地区首次领导的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揭开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推动全国土地革命和苏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商南立夏节起义

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河南东南部地区后,当地党组织深入发动工农群众并根据会议精神认真部署。192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全省武装起义计划。 “此后,在豫东南地区先后设立了中共豫南特委、南五县特委和豫东南特委,领导发动了确山刘店、信阳四望山和潢川大荒坡农民武装起义,并在四望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尝试。这些斗争虽然都相继失败了,但为商南起义的成功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4]。豫东南的商南地区位于大别山区腹地,地处鄂豫皖三省六县的交界地区,南部与湖北的罗田、麻城交界,东边与安徽的六安、霍山交界,北边与河南固始交界。大革命时期这一地区党组织发展较早,农民运动兴起得也较早。在部署发动以信阳、确山为中心的豫南暴动的同时,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曾先后多次派人到商城,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帮助整顿恢复党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组织暴动。同年11月,中共商城特委改建为县委,工作重心开始从城镇转向农村,从一般宣传发动转向为实际武装斗争做准备。商南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豫东南党组织的领导并深入进行的过程中,还得到了鄂东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与帮助。鄂东区特委先后派人到商南,协助商南区委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帮助建立和训练农民武装,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9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加大对商南地区党组织的破坏力度。中共豫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在光山县柴山堡举行联席会议,审时度势,决定在商南地区举行起义。同时成立商罗麻特别区委员会,负责领导商南地区的武装起义。1929年5月6日,在商罗麻特别区委的领导下,著名共产党员周维炯率领民团部分先进士兵起义,这一天恰逢是立夏节,所以称为立夏节起义,又叫商南起义。同时,商南地区其他的农民武装也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迅速举行起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一举控制了商南地区的民团组织。随后,各路起义武装汇集斑竹园地区的朱氏祠,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这是金寨境内组建的首支主力红军队伍,周维炯担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共100余人。这支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到300余人,并建成了以金寨南部地区为中心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商南立夏节起义是继黄麻起义之后,大别山地区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并且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武装起义,既创建了军队,又创建了根据地。商南立夏节起义“沉重打击了商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积极性”[5]。

(三)六霍起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皖西党组织没被敌人所吓倒,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中共安徽省委立即着手恢复由于大革命失败而招致破坏的党组织。1927年8月底,“为了及时贯彻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安徽省临委结合本省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和动员。9月6日,省临委制定了《关于安徽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纲要就全省的组织、宣传、工运、农运、民运工作,分别做了具体规定,并明确提出:‘农民武装问题,为我们急需注意的问题’,要积极引导农民 ‘走上斗争的道路’,直至起义夺取政权”[4]。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安徽省临委根据全省党组织发展的具体情况与客观实际,对全省重点区域的工农武装起义进行了具体的部署。1929年5月初,皖西地区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如霍山县诸佛庵民团起义、六安县武陟山农民起义、南庄畈六保联络自卫团起义和霍山县农民起义。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的兴起,使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而揭开了六霍起义的序幕。

六霍起义是鄂豫皖地区第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是继黄麻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之后的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农民起义,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打下了坚实基础。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安徽皖西各县以后,当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安徽省临委的决议,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11月7日,六安三区农民协会秘书被反动武装逮捕,六安三区区委决定组织营救,六安中心县委认真分析形势之后,决定提前举行武装起义。次日,六安独山镇6000多农民手持大刀、长矛要求反动武装释放农协秘书,并宣布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很快占领独山镇。紧接着六安各区、金家寨等地和邻近各县也相继举行武装起义。1930年1月20日,六安中心县委将各地游击武装集中起来,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全师200余人,徐百川任师长,这是金寨境内组建的第二支红军主力队伍。“六霍起义的胜利使皖西的革命斗争从此迈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5]

上述三次武装起义,分布在大别山区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都成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别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既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在此基础上相继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军队,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实现鄂豫皖三省工农武装割据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具体典范,也是鄂豫皖三省党组织践行八七会议精神、探索革命发展道路、决策战略构想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目标,进而在1930年6月将三次武装起义建立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了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鄂豫皖苏区,成为继中央苏区之后较大的红色根据地。大别山区爆发的三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具有连续性,对于土地革命时期坚持时间最长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鄂豫皖苏区的创建激励着鄂豫皖边区人民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鄂豫皖三省党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从血泊中奋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英勇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进攻”[4]。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找到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从而不断地将革命推向前进,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大别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别山地区三次武装起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向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宣传发动最广大的工农大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培养了大批的革命骨干和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虽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这些武装斗争的组织发动,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  姚金果,苏若群.国共合作史:第一次国共合作[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6.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4]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5]  金寨红军史编辑委员会.金寨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邹立鸣]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ree Armed Uprisings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of Hubei, Henan, Anhui

 

HU Youfeng, WANG Maoshui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Jade Uprising, the Shangnan Lixia Uprising and the Six Huo Uprising broke out successive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Dabie and created revolutionary bases with great influence. The three armed uprisings were launc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party's August 7th meeting. The August 7th meeting was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concerning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revolution. Our party learned the painful less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giving power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which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August 7th Conference laid the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our party to launch three large-scale armed uprisings in the Hubei, Henan and Anhui regions.

Keywords: August 7th Conference; Hubei, Henan Anhui revolutionary bases; Huangma uprising; Shangnan Lixia uprising; Liuhuo uprising

 

[作者简介] 胡友锋(1985-),男,安徽金寨人,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王茂水(1962-),男,安徽含山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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