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湖北省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重构中面临区域竞争激烈、产业链“夹心层”困境、要素外流及生态经济协同压力等挑战。作为长江岸线最长省份，湖北需通过四大突破口重塑价值链地位：一是主导建设长江中游科创走廊，联合攻关“卡脖子”技术，探索零碳经济与生态补偿机制；二是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建设，依托三峡工程与智能航运系统实现“黄金水道”向“智慧水道”转型；三是加快能源转型，打造全球首艘氢燃料电池动力船及纯电动集装箱船，构建内河绿色船舶示范体系；四是深挖长江文化经济价值，通过“遗迹+非遗+科创+产业”模式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策略层面要强调以“支点撬动”思维，强化硬科技策源地功能，依托武汉自贸试验区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创新；构建跨区域产业飞地与创新共同体，通过“反向飞地”实现“研发在外、转化在鄂”；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与碳交易机制，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收益转化。同时，湖北需通过科创引领、数字赋能、能源革命与文化增值四维联动，破解传统产业升级滞后与新兴产业同质化竞争困局，最终形成生态保护与产业高端化协同的新型发展范式，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关键词] 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价值链重构；数字化转型；区域协同发展；科创走廊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5）04-0021-05
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人口和经济总量均占全国45%以上。长江经济带生态发展自2014年正式上升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已成为推动全国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中部崛起战略在湖北高度重叠。湖北的“九省通衢”地位，与长江干支流覆盖范围及其在长江流域融通生产、商贸活动和货物、人员流动的巨大功能密不可分。习近平多次主持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4年11月，习近平视察湖北时要求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湖北在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领先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定位和新使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湖北又“得中独厚”，资源禀赋丰富、协作空间广阔、必须高度重视其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重构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以推动其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流域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流域经济是依托河流水系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形态，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经历或正在经历依托河流海洋经济要素和空间集聚发展经济的阶段。整体来看，我国以长江流域经济为特征的价值链体系已初步形成。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动态重组和优化；流域内各省市基于要素禀赋与区位条件逐渐形成了梯度分明的角色定位。这种分工主要与要素密度相匹配，即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向市场化程度高的下游集中，劳动资源密集型生产流通环节向要素成本低的中上游转移，形成了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相呼应的经济带价值链上、中、下游的跟随态势。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的创新策源地处于价值链上游，如长三角的核心区上海、江苏、浙江已集聚11.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比重近三成；233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占全国比重46.5%；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1.18人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两倍①。长江经济带中游的省市是制造中心，处于价值链中游，如湖北光纤光缆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约占全国市场的50%、全球市场的25%；湖南工程机械占全国总量1/3，全球市场1/5。而长江经济带上游是提供基础支撑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的地区，处于价值链下游。云南、贵州的能源、有色金属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但高附加值行业发展明显不足。
推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重构的内外因素众多。一方面，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冲击、国家顶层战略规划（例如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发展）对流域各省市的产业规划和经济发展重点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各省市主动作为，自我加压，但同时又受到要素禀赋的天然适配性、市场机制和产业升级规律的约束。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通江达海曾经是工业化所必需的重要承载条件和重要发展标志。欧洲莱茵河流域见证了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至今仍然是欧洲跨国协同的工业走廊，支撑欧洲1/3的工业产能，年货运量超3亿吨，占其内河航运的80%；沿河布局巴斯夫、拜耳等世界级化工企业集群，鲁尔工业区与荷兰鹿特丹港形成“港口-腹地”联动的创新网络。近年来莱茵河流域推动氢能储运、碳捕捉技术研发，2023年绿色化工产值占比达38%。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耕地占美国40%，玉米和大豆产量全球占比超25%，是美国农业与航运的黄金组合；同时与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炼化集群联结，形成页岩油管道与内河航运衔接能源动脉，每日运输原油超300万桶，占全美炼油能力的45%。
长江经济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传统的资源开发与区域协同层面，更与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合，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湖北提出“新时代九州通衢”的空间功能定位，与长江经济带的流域经济空间高度关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谱写湖北篇章，需要重新审视湖北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重构中的处境与新使命、新目标。
二、湖北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体系的处境
（一）区域竞争激烈，湖北跨区域协同发展难度大
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四大板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国家战略引导下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与协同发展的格局。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化，各板块的竞争更趋激烈。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以科技创新和开放经济为核心，重点推动产业升级和国际化发展，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挑大梁、打头阵、勇争先，在国内价值链分工中不断巩固其领先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推进，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宁夏、贵州则瞄准数字经济，成渝双城经济圈共建“氢走廊”“智行走廊”，力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中部地区虽有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承担“承东启西”的角色，但各省市在区域分工合作上呈发散状态：安徽、江西、湖南向东、向南寻求“出海口”，积极融入长三角、珠三角。山西、河南向北拓展的传统定势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唯有湖北在中部地区跨区域合作路径不明。湖北省提出结合交通枢纽优势发展现代物流和制造业，武汉在刚批复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定位为中部经济中心、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等“五大中心”。要全面建成这些中心，依托长江经济带实现跨区域协同发展既是重要的支撑条件，也是重要的制约条件。
（二）产业链供应链内外夹击，价值链“夹心层”困境亟待突破
从产业能级和技术成熟度看，湖北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现状均不容乐观。突出挑战是在面临国际外部环境逆行、围堵的同时，国内领先发展的地区和产业空间布局对湖北产生了挤压态势。湖北传统产业比重较高，加快转型升级压力较大。例如，湖北磷化工规模占全国38.4%，但电子级磷酸（半导体用）产量不足，高端化进程缓慢。新兴产业规模不大，共链成群尚有较大空缺。例如，湖北虽拥有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产业集群，但上游预制棒依赖进口，下游解决方案能力薄弱。武汉存储器基地（长江存储）虽突破128层3D NAND技术，但产能仅占全球3%（三星占35%），且设备国产化率不足30%，制造环节附加值偏低。在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上，湖北着力发展低空经济、高端AI芯片、合成生物、脑机接口和文化旅游业等产业，这些产业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乃至全国范围的产业布局都具有同质性，未来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项目、人才竞争必将十分激烈。
（三）要素和政策“虹吸效应”持续，湖北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地位亟待提升
除其他区域外，长三角地区凭借更完善的产业体系、更高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持续吸引湖北的资本、技术和高素质人才，导致省内优质资源外流严重。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孔雀东南飞”现象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改观。此外，湖北以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为主，多处于价值链中下游，附加值较低，而长三角地区在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湖北经济外向度偏低，部分进出口、转口贸易依赖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湖北自贸试验区的进出口额仅占全省的13%，远低于上海自贸区的80%。武汉作为省内核心城市，“单极困境”虽因襄阳、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而有所缓解，但对长江流域省市的辐射带动不足。全国性交通枢纽地位支撑产业发展不足，物流成本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8%。
（四）生态优先与经济增长协同增效，长江经济带价值链潜力释放尚需时日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的“黄金水道”，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直接关系到全国高质量发展大局。湖北作为长江岸线最长的省份，面临“生态优先”刚性约束与“价值链攀升”迫切需求的双重压力，需要系统性重构，破解“既要绿水青山，又要产业高端化”的转型难题。从生态保护的紧迫性上看，湖北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长江湖北段水质达标率虽达94.5%，但总磷污染仍超标1.3倍，单位GDP能耗比长三角高15%。长江“十年禁渔”、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等刚性政策，倒逼湖北沿江化工企业及相关产业调整。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市相比，湖北传统优势制造业如钢铁、汽车的绿色化转型也相对滞后。湖北新能源车渗透率仅1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投入压力巨大；湖北单位GDP能耗（0.47吨标煤/万元）高于江苏（0.38吨）；土地资源紧张也制约重大项目落地。此外，长江、汉江生态治理的政策协调难度大，跨区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尚未完全落地。
三、湖北在长江经济带价值链重构中的几个突破口
（一）积极主导、参与建设长江经济带科创走廊
上海张江、安徽合肥、武汉光谷、成都科学城形成创新走廊，联合攻关芯片制造技术、关键材料、核心装备等，突破国际垄断。湖北要充分发挥自身科技资源、平台、应用场景规模以及城市中心度等优势，积极主导长江中游段率先成为全国首个“零碳经济走廊”，探索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如碳交易、水权交易），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激发保护动力,推广水权交易、生态证券化等工具，如参考美国湿地银行建立长江流域生态信用体系。为全球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国家大型科学装置、平台和“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
（二）加大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投入和“试制”
长江经济带已建成覆盖11省市的水利感知网络，湖北利用在水利枢纽建设（三峡工程）及长江航运信息管理平台（长江水利委员会）优势，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智能航运系统实现洪涝灾害预警响应机制，提高灾害应急响应效率，全面提升岸线航运效率，推动“黄金水道”向“智慧水道”转型。以此带动上下游的研发、标准制定及数字化产业和应用场景项目的拓展。
（三）加快能源转型和新型能源产业突破
湖北在“西电东送”清洁能源走廊建设中不可或缺；长江中游抽水蓄能电站集群建设，为风光新能源消纳提供调节能力。氢能研发和规模化制氢产业的加快成长，对长江流域江河湖泊船舶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湖北省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2024年前三季度船舶工业产值达620亿元，同比增长31.2%，全省拥有53家船舶总装建造企业和3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涵盖设计、制造、配套、航运的完整产业链。湖北联合福建、安徽等六省一市签署《区域协同推动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内河绿色船舶示范省份，推动供应链协同和标准化船型研发。武汉作为内陆船舶产业中心，重点发展绿色智能船舶设计与制造，加快建成“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在全球首艘氢燃料电池动力船“三峡氢舟1号”、首艘700标箱纯电动集装箱船的基础上，继续在绿色动力技术领域实现多项“首创”，加大湖北主流船型在全球绿色船舶订单中的占比。
（四）深挖长江文化经济价值
长江蕴含丰富的中华文明史。从全流域的文化考古发掘成果看，与农耕、近代工业活动相关的经济价值值得深度挖掘。在实现文化传承的同时，众多非遗技艺的产业化潜力通过系统性价值挖掘，长江文化经济开发可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长江文化可借鉴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发思路，采取“遗迹+非遗+科创+产业”模式，以武汉科研院所、博览基地等为依托，培育新业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对跨流域的长江文化建设的支持。
四、湖北建成支点、争当排头兵的策略建议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湖北在国家战略层面已被赋予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地位。那么，湖北靠什么“撬动”中部地区、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靠坚定的先发意志。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明珠。湖北人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当今时代应能激励湖北人民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绝不甘落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给湖北提出新使命、新任务的国家召唤下，湖北更应丢下包袱，展现大省使命担当和责任。
2. 靠坚固的撬杠。湖北找准支点，还需坚固的“撬杠”：打造中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强大的内核和参与国内国际竞争的硬科技“策源地”。在基础性研究、共性技术开放、公共技术平台、新基础设施、对外交往中心等方面建立起中部地区、长江中游的关键支撑点和辐射源。要促进湖北内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试点见成效：在武汉自贸片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上，形成“湖北样本”。对存储器、北斗芯片等战略产业实行“负面清单+靶向补贴”，降低转型成本。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依托武汉超算中心，建设长江经济带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上下游产能共享。建设“双循环”枢纽，如鄂州花湖国际货运中心功能升级等。
3. 靠多向持续发力。中央和相关省市已擘画蓝图，湖北需要持之以恒，“一张蓝图干到底”。集合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资源和力量，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样本”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湖北篇章”。依托武汉碳普惠平台，探索碳排放权、用能权跨省交易，将长江经济带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
4. 靠区域协同融通。首先在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上与中央和兄弟省市保持一致，建立长江经济带多层级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制定差异化发展目标，共同清理区域间政策壁垒，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其次，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软连接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打造覆盖全流域、跨省市和联接国际的物流枢纽集群，共建区域大数据中心（东数西算工程）。再次，加强湖北与其他省市产业协同创新，建设跨区域产业和创新共同体，共建科学走廊和联合实验室，在长三角设立“反向飞地”（如上海光谷离岸创新中心），实现“研发在外、转化在鄂”；在恩施建设“碳汇飞地”，为下游提供生态产品。最后，加快绿色协同发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搭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行排污权跨区域交易等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环境监测预警网络，成立区域绿色发展智库联盟。以上项目和措施可分阶段实施：1~2年突破重点领域，3~5年形成制度体系，5~10年实现深度融通。
注释：
① 参见《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2022》。
[责任编辑：汪智力]
[收稿日期] 2025-03-09
[作者简介] 魏龙，男，湖北应城人，经济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学科首席教授、经济管理学部主任，主要从事新兴产业发展与战略规划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