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垄断与扩张的霸权势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构成天然的威胁。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数据的集中而产生平台垄断，随着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寡头逐渐形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紧扣“垄断”这一核心特征，对于阐释数字帝国主义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逻辑机理依旧具有深刻的解释力。数字帝国主义以技术阻滞为武器，以空间扩张为途径，以经济剥削为目的，以政治干预为手段，以文化规训为渠道，从多个维度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启示我们，当前必须坚定不移地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抵御数字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以数字安全格局保障数字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 列宁；数字帝国主义；垄断；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D033；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5）04-0078-11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安全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 5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3] 3。国家安全问题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要维护国家安全，就务必把应对外部威胁纳入战略考量之中。所谓数字帝国主义，就是数字技术在资本助推下催生出的数字全球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使帝国主义的殖民方式和剥削形式呈现出超越国界、统治全球的数字霸权新形态[4]。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在不平衡中发展，新兴的数字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垄断性、扩张性的霸权力量，由于其对外侵略剥削的本质，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安全具有天然的威胁性。因此，对帝国主义进行理论溯源，把握其生成逻辑与本质特征对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书中，他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错误认识，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趋势以及世界大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强调其本质是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对落后国家和民族展开剥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为布尔什维克科学判断外部环境、领导十月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捍卫苏维埃政权国家安全提供了国际视野。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凋敝、文化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对抗。面对重大的国家安全危机，列宁基于俄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巩固政权安全、建立军事安全、捍卫国土安全、维护社会安全、保障民生安全、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争取国际环境安全等方面，做出了全面且系统的阐述与部署。在列宁的国家安全思想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军事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民生安全是宗旨，社会安全是重任，意识形态安全是关键，国土安全是底线，国际环境安全是依托。列宁国家安全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坚持国内安全与国外安全紧密结合，帝国主义被列宁视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外部环境，其侵略本质与复杂矛盾构成了列宁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问题导向。
从近代走向当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和国家安全思想的实践价值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减。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严峻局势下，布尔什维克遵循列宁的基本方略，带领全国军民成功捍卫了国家安全。然而，由于诸多复杂原因，列宁的国家安全思想在苏联共产党后期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全面对抗中逐渐落败，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成为东欧剧变的重要外部因素，导致苏联的国家安全遭到系统性破坏，最终走向亡党亡国。列宁逝世百年来，尽管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调整，呈现出诸多新特征，但其垄断本质、剥削本性和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必然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安全的实践仍然葆有深刻解释力和现实指引力。
随着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出现，帝国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安全的侵蚀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扩张，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型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极大地拓展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范围，这一体系被学界称为“新帝国主义”。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日益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连接、映射甚至超越现实生活的虚拟数字空间，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和控制世界的关键性工具。数字技术日渐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资本成为新的垄断主体，帝国主义阶段也由此进入数字帝国主义阶段。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凭借数字技术，不仅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侵蚀，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技术、数据、网络等新兴安全领域形成全新的挑战。
在全新的国际形势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回应数字帝国主义的全面侵蚀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面对新技术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全面和整体的角度把握国家安全问题，凝练“五位一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2] 52的五要素逻辑体系。通过理论认知、战略部署和技术支撑积极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挑战，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落细落实，是事关国家安危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虽然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开展了大量批判性研究，但鲜有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深入探讨数字帝国主义的负面影响。本文旨在基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数字帝国主义影响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和作用机制做出具有时代性的阐释，并尝试提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基本策略。
二、数字帝国主义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逻辑可能性
列宁清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垄断性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5] 613 。数字帝国主义的生成同样遵循“垄断”这一核心逻辑，具体表现为数据集中引发平台垄断、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日益融合、平台与金融联姻形成数字寡头这三个环节，数字寡头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逻辑必然性和客观能力——即逻辑可能性，也奠基于这三个环节。
（一）数字帝国主义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可能性生成
1. 数据集中导致平台垄断。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5] 584。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的内容由产业资本转变为数据，垄断的主体由大企业转化为大平台。数据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关键生产要素，平台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组织方式。从平台和用户的关系来看，数据的生产和运用遵循“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速度增长。这使得一方面，平台为降低成本，会竭尽全力吸引更多的商家和用户；另一方面，商家和用户为获取最广泛的信息，实现成本最优的交易，也会尽量向规模更大的平台聚集。从而多数数据生产者逐渐向少数数字平台集中。从平台与平台的竞争来看，列宁对垄断机制的分析仍然具有现实解释力：“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5] 585。大平台利用自身相对于用户和入驻商家的不平等地位，凭借其对数据的所有权收取平台租金，获取大量利润，向全社会“征收贡赋”，形成显著的竞争优势，而小平台往往无力撼动其垄断地位。左翼加速主义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认为，“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垄断的趋势是建立在平台的DNA上的”[6] 106。平台垄断的典型便是美国五大数字公司，即微软、苹果、Meta（前脸书）、 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母公司）。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项调查，亚马逊公司在全球零售活动中拥有40%左右的份额，Meta占据了全球2/3的社交媒体市场，谷歌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7]。这些数据鲜明地反映了平台垄断对于世界数字化发展的支配作用，垄断性大平台成为网络时代全球大众的信息基础设施。需要指出的是，大平台中产生的数据，无论是国民个人的信息数据，还是国家产业经济的运行数据，均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与之相应，发达国家掌握着数字大平台的使用权、收益权、管理权，这是帝国主义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经济前提。
2. 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日益融合。不同形式资本的融合在垄断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列宁深刻剖析了工业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融合的动因与进程：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账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5] 607。金融资本逐渐夺得了对工业资本的控制权，二者日益融合在一起。与之类似，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下，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成为新的趋势。一方面，数字技术从开发到应用，是一个长周期、高投入的过程，需要巨额资金支持，这就为金融资本介入数字技术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以往金融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支配权力。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数字平台吸纳—整合—取代金融力量，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数字资本借助移动支付平台，掌握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数据，逐渐向消费信贷领域扩张，重构社会信用体系，利用巨大的用户基数和先进的技术条件，提供了传统金融资本无法实现的广泛、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最终，数字技术全面进入金融领域，传统金融资本也逐渐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日益融合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鲜明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融合数字资本的金融资本获得了空前的流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导权、金融市场支配权和金融机构控制权形成严峻挑战，致使发展中国家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因子。
3. 平台与金融“联姻”形成数字寡头。19世纪初，通过融合不同形式资本而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大资本集团成为寡头势力。对于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寡头的统治，列宁这样论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5] 618。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数字平台与金融资本的“联姻”，数字技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享有实际垄断权、在社会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的金融寡头由此转变为数字寡头。一方面，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各种经济主体都需要接入数字垄断平台开展活动，这种全新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形态使得社会经济主体对数字平台产生深度依赖，商品交换过程中私人劳动转换为社会劳动的“惊险的一跃”往往需要通过数字平台才能完成。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想要触及其目标客户，推销其金融产品，同样也要借助数字平台的力量。数字寡头日益掌握了能够操控全球资本流动和剩余价值实现的能力，在不平等的关系中攫取了分配优势。在近年来的世界公司市值、利润等排行榜单中，一些数字寡头常常“名列前茅”，这也证明数字寡头正在借助垄断效应获取大量超额利润。总之，平台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联姻”，利用自身在交易规模与效率上的优越性，重塑了金融资本垄断下的经济运行规则，建立了数字寡头在资本积累总体进程中的优势地位，数字寡头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用以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主体力量。
（二）数字寡头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定在①
帝国主义受资本主导逻辑支配的本质决定了它们总是受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动，必然会利用自身垄断优势试图瓜分和操控世界市场，对他国，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迫、剥削和掠夺，最终危及发展中国家安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中的数字寡头也具有利用垄断特权，将自己的排他性统治从本国延伸到他国，形成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集中表现在逻辑必然性和客观能力两个方面。
从逻辑必然性看，数字寡头作为资本最新运行形态的产物，必然服从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休止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8] 871。列宁也强调：“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5] 627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是“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任何先进技术发明在本质上都将充当资本增殖的新手段。数字平台虽然的确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方便人民、服务人民、解放人民，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中，数字平台最终不能摆脱与资本共谋、充当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工具的命运。为了无限追求价值增值，数字资本必将延伸自己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张，逐渐形成经济的新业态；数字寡头必将充分利用其持有的数字技术优势，建立全球性的数字资本统治机制，甚至不惜公然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来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客观能力上来看，数字寡头具备侵蚀发展中国家总体安全的实力、工具和机会。一是具备侵蚀实力。列宁在分析金融资本跨国扩张的条件时指出：“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5] 624 。数字帝国主义条件下，平台作为数字经济运行的组织方式，成为一种包容的经济体系，为各种经济要素的运行提供了流通接口，从而能够连接供给与需求，有效地调配资源。少数数字寡头拥有数字核心技术垄断权、数字空间主导权、数字价值链霸权和数字话语权优势等数字实力，处于和其余一切不具备这种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特殊地位。二是具备侵蚀工具。数字平台是数字时代的新型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和协同效应，能够通过数据聚合、算法赋权和用户交互，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全新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圈层，推动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工具。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中，这种工具并不中立，跨国巨型数字平台的所有权属于发达国家的数字寡头，往往被数字寡头运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全面扩张和掠夺，从而能够从总体上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三是具备侵蚀机会。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足够的数字实力，不能拥有强大的数字平台工具，因而无法与数字寡头分庭抗礼，不能抵御数字寡头的全方位侵蚀，难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借助发达国家的优势数字资源，主动引入数字寡头势力，有时甚至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数字主权来换取发达国家的数字援助。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展中国家进而被迫在各领域向数字寡头妥协退让，为数字寡头侵蚀其总体国家安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三、数字帝国主义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现实作用机理
数字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其自身具备数字平台这一技术属性，这使得它能更轻易且广泛地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社会全局和国家总体层面构建起全新的交互模式。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其对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影响机制仍然符合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解读。总体言之，数字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安全的侵蚀以技术阻滞为关键武器，以空间扩张为基本途径，以经济剥削为根本目的，以政治干预为惯用手段，以文化规训为重要渠道，共同为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服务。
（一）技术阻滞是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关键武器
科学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时代，一个国家能否保障自身发展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维持科技安全，即国家科技体系完整有效，国家重点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国家核心利益和安全不受外部科技优势危害，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9] 137。虽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非总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中立力量造福人类社会，多数情况下，它会依附于特定的国家利益，成为侵蚀他国安全的有力武器。列宁曾提到，德国制瓶卡特尔为维护其在国际上的垄断优势，收购了美国发明家的一项能引起行业革命的专利技术，却将其束之高阁。这一事例生动地表明帝国主义垄断是如何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的。“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5] 660。凭借垄断地位维护本国技术霸权，阻滞他国技术进步，是帝国主义侵蚀他国安全的关键武器。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科技权力成为数字霸权国家跨国剥削的基础力量，数字帝国主义总是采用各种方式，全方位阻滞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持续稳定发展，从而侵蚀其科技安全。数字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科技安全的侵蚀主要从外部和内部二重向度同时发力。其一，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其垄断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数字科技创新营造紧张的外部环境，遏制其科技自主持续发展，动摇其科技安全根基。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抬头，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对全球科技交流合作采取愈发严格的管制措施，为维护其互联网制网权和高新技术主导权，不惜采取封锁、制裁等手段，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机会，侵蚀其科技安全。例如，美国等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为巩固垄断优势，掌控各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权，持续通过近岸友岸科技产业外包、构建“清洁网络”“芯片联盟”等排华科技小圈子，还利用实体清单、留学限制、出口管制、安全审查、限制交流等政策工具，对我国实施“筑墙设垒”“脱钩断链”，阻碍我国数字技术产品的快速发展和走向世界，使我国科技安全面临产品出口受阻、产业链被剥离、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受围堵等风险，科技安全生态遭遇严峻挑战。其二，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垄断优势，打击发展中国家数字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控制权，从内部削弱和制约其科技安全。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体系不完善等短板，尤其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基础协议、关键元器件、高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便借此集中打击我国芯片设计制造等领域，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围堵华为，企图遏制我国数字科技的自主快速发展。
（二）空间扩张是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10] 521。列宁也强调，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带来国内资本的过剩，金融资本必然对外扩张以寻找投资市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5] 638。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当作不动产资本、被当作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嵌入到空间中，创造了一个……越来越限制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资源结构”[11] 60。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空间结构的这种固定性就被强化成了一种绝对的矛盾”[12] 321。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框架中的资本必然不断进行空间扩张，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会跨越国境展开掠夺。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空间扩张更是成为数字寡头侵蚀发展中国家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突出表现为虚拟数字空间的开辟。数字空间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据信息为核心内容，以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架构形式。随着信息化和物联网的发展，数字空间已广泛渗透人类生活的各个行业与领域。数字帝国主义往往利用其对于数字空间“内容”与“形式”的垄断来扩张其在数字空间内的控制权力，借助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空间内的不平等关系侵蚀后者的国家安全。从内容来看，当下数字空间内数据的所有权、用益权和处置权在法律上难以清晰界定，而事实上这些权利多被数字寡头直接掌控和利用，导致数据空间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数据是数字时代国家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数字石油”[13]。特别是金融、能源、医疗生物等领域的高价值敏感数据，这些关键数据是否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和技术安全。数字帝国主义凭借数字平台在数字空间中对数据信息的垄断地位，操控、泄露发展中国家敏感数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峻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从形式上看，数字空间的底层、基础性技术掌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手中，使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能力面临挑战。例如，域名地址是互联网数字空间的构成基础，而互联网的域名解析服务由根服务器完成，根服务器因此被称为互联网的“中枢神经”。在IPv4网络时代，全球共有13个互联网根服务器，美国就拥有其中唯一的一个主根服务器和九个辅根服务器，这是世界各国网络安全普遍受制于美国的重要原因。随着数字空间的不断扩张，数字帝国主义以更灵活、便捷的方式攻击发展中国家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党政机关、国防军工、科研院所等的数字空间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三）经济剥削是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8] 714。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但垄断资本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对此列宁论述道：“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5] 627。 在金融垄断时代，帝国主义通过“剪息票”等借贷形式输出资本，剥削其他国家，这些资本日益成为腐朽寄生的食利资本。经济剥削是帝国主义国际往来的根本目的，数字帝国主义同样凭借数字垄断来实现对他国的剥削，通过生产、交换与分配三个环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内外冲击与威胁的能力形成侵蚀。
在生产环节，数字资本利用其数字技术垄断优势，通过“卡脖子”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短板进行精准打击，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进行剥削，冲击发展中国家产业。例如，美国商务部针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发布管制政策，试图精准限制甚至切断中国企业数字供应链上重要元器件、设备、开发工具和软件的获取途径，对我国数字经济的生产供应体系造成严重威胁。在交换环节，数字资本滥用其在数字市场中的支配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由发达国家数字资本控制的垄断数字平台，凭借技术、算法、数据的控制优势，通过交叉补贴、自我优待、反向支付协议、捆绑搭售、拒绝交易或不兼容、独家协议等排他性行为获取非正当竞争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数字市场竞争中的正当权益遭到侵蚀。而在分配环节，数字资本运用其在资金、信息、数据等要素流通与配置中的先发优势，通过数字金融进行投机操作，攫取大量金融利润，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性。例如，美联储操纵美元利率，在全世界造成金融市场震荡，而数字金融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相较于传统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数字金融便可以实现冻结他国资产、限制目标国融资、限制目标国接入国际金融支付体系等金融制裁目的，直接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安全。
（四）政治干预是侵蚀发展中国家安全的惯用手段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追求瓜分世界时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5] 644。金融资本作为债权人，在与被输出国缔结契约时，常附加经济政治条件，使被输出国家主权在金融资本排他性的垄断原则下，难以保持真正独立。而谁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个国家就会为谁的利益服务。因此，帝国主义把政治干预作为其维护和扩大其在他国利益、侵蚀他国安全的惯用手段。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数字霸权国家经常凭借显著的数字技术垄断优势，运用更加丰富多样的软性手段进行政治干预，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
首先，数字帝国主义借助掌握的主流数字社交平台，牢牢把控国际舆论话语权。数字帝国主义利用其数字霸权地位，随意拼接、删改、制造新闻，重塑“互联网记忆”；利用避重就轻和信息过滤等手段抹除对其霸权地位不利的信息；通过断章取义和无中生有等舆论方式打击对其垄断地位有威胁的他国势力；利用网民的盲从性煽动他国民众对其政府产生不满等。数字帝国主义尝试进行政治干预的经典案例是我国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在这场风波中，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借助推特、脸书等数字平台，大肆散播各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制造社会恐慌，误导和裹挟香港市民，企图扰乱香港，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甚至妄图将“颜色革命”的祸水引向中国内地，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其次，数字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优势使得其监控和盗取全球数字用户和主权政府的隐私数据变得尤为简单，从而能够掌控他国政治机密，取得政治干预的有利条件，使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信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例如，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用大量证据揭露美国政府长期以“反恐”名义监听监视世界各国的行径，实为“棱镜计划”，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作为技术支撑方深度参与其中，这充分体现数字帝国主义对他国政治安全的侵蚀。
（五）文化规训是侵蚀发展中国安全的重要渠道
列宁在论述机会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时说，“‘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5] 670。东欧剧变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帝国主义总是通过舆论攻势，先制造思想混乱，再制造政治动乱。帝国主义通过对他国民众的思想渗透实现心理统治，这可以称作对他国人民进行“规训”的过程。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的规训是帝国主义侵蚀他国安全的重要辅助渠道。在数字时代，数字帝国主义凭借数字平台的垄断话语权优势，积极输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消费主义生活习惯和虚无主义思维方式渗透到其他国家，以此辅助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侵蚀。
其一，数字帝国主义积极输出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数字技术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泛应用让人们常忽视数字霸权的意识形态属性。数字帝国主义凭借数字传媒，巧妙宣扬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鼓吹“普世价值”和“价值中立”，却以“双重标准”美化帝国主义国家制度，妄图瓦解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安全性。其二，数字帝国主义积极输出消费主义的生活习惯。消费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体现人类生活方式的物化及人类主体性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完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最大程度实现剩余价值，常态化地人为创造虚假需求，催生了消费至上的风气。随着数字购物平台在全球拓展，这种风气愈发狂热泛滥。数字帝国主义通过生活方式的同化为思想和文化的“和平演变”铺路，隐性侵蚀他国意识形态安全。其三，数字帝国主义积极输出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互联网的匿名性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泛娱乐化等错误思潮在数字空间蔓延。受这些错误思潮的影响，人们逐渐倾向解构严肃，蔑视权威。数字帝国主义所积极宣扬的“去中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本质是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目的是要瓦解他国人民的主流价值认同，输入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通过控制、主宰他国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霸权。总之，“借由数字传播科技的帮助，国与国之间、经济与道德、公共和私有之间的藩篱都如同柏林墙一般崩塌”[14] 652-653。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规训实质上成了其剥削和掠夺世界的合法性表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四、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实践进路
尽管数字帝国主义全方位扩张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严峻挑战，但是“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15] 39仍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应因此畏惧或排斥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而是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审慎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
（一）以数字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应对外部遏制打压，维护科技安全、经济安全和空间安全
我们要坚持系统思维指导，多角度发力推进数字技术自立自强。一是持续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破数字帝国主义对核心数字技术的垄断与封锁，使自身数字产业发展不再受制于人，全力打好关键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是实现数字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根本方向。二是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数字技术基础核心领域，提前谋划部署战略性科研项目，坚持科技攻关的问题导向，着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以国家战略需求引领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实现数字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政治保障。三是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创新型人才高地，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市场需求、集成创新和组织平台优势，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提升我国数字技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筑牢数字技术自立自强的产业基础。四是提升金融数字化监管能力，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建立健全数字金融风险监测与评估机制，防范和化解数字金融风险，这是实现数字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支撑条件。五是通过自身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系统提升，增强我国在数字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提高与数字帝国主义博弈的筹码和议题设置能力，积极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持有、应用和处置数据的权利，与此同时，保护我国战略数据资源，确保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安全可控，维护国家数字空间安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总之，我们必须“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6]，实现数字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有效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技术阻滞、维护国家科技安全的前提条件，也是应对经济和空间等领域国家安全挑战的根本出路。
（二）以党的全面领导坚决防范内部侵蚀渗透，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意识形态安全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干预和文化规训企图，依靠党的全面领导捍卫数字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首先在思想意识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坚守正确的道路和正确的方向，牢牢掌握在数字空间中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其次在实践行动方面，必须高度警惕反华敌对势力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的西化、分化图谋，建立完善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测、预警、防控、治理体系，严厉打击一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的境外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切实排除潜在的“颜色革命”风险，坚定不移同各种诋毁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最后，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方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数字空间文化建设，用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引导网络空间治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巩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总之，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必须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有效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通过数字技术传播渗透，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意识形态安全。
（三）切实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彰显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安全治理的大国担当
2021年9月，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7]。一方面，要构筑推动数字空间发展的国际新秩序。要将数字空间构筑为维护各国国家安全的新疆域，在数字空间内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反对数字空间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坚持推进数字空间国际共同安全，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数字安全观，共同构建安全的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要构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数字新平台。要立足公平普惠原则，坚持国际数字空间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核心理念，深化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数字技术发展成果，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和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全球数字技术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我们要坚持系统观念，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化解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安全领域风险，维护国家数字安全，推进国家数字安全体系与安全能力现代化建设，以数字新安全格局保障数字新发展格局，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安全发展新路。
注释：
① 定在（Dasein）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指具有具体特定规定性（量和质的规定）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4] 王海建.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及其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3).
[5]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加拿大]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7] 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EB/OL].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09-04.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19_overview_ch.pdf.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 [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3] 曾琳慧.数据要素纳入分配制度的价值向度与实现路径[J].决策与信息,2023,(11).
[14] [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下）[M].“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6]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21-10-20.
[17]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N].科技日报2021-09-27.
[责任编辑：李利林]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Imperial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nin's Theory on Imperialism
LIU Rui, LIN Zhihe
Abstract: Imperialism is essentially a hegemonic power of monopoly and expansion, which poses a natural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mperialism, platform monopoly is generated du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data.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digital oligarchs are gradually formed.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re feature of " monopoly, " which still has profound explanatory power for explaining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imperialism affec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Digital imperialism uses technological blockade as a weapon, spatial expansion as a way, economic exploitation as a purpos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s a means, and cultural discipline as a supplement to erode the secu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Lenin 's theory of imperialism enlightens us that we must unswervingly use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to resist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digital imperialism and stabilize the new digital development pattern by building a new digital security pattern.
Keywords: Lenin ; digital imperialism ; monopoly ; national security
[收稿日期] 2024-11-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3JZD003），项目负责人：刘睿
[作者简介] 刘睿，女，湖北大悟人，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林智赫，男，河南开封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