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如何运用新媒体完善社区沟通媒介形态，增强社区媒介动员能力，应对其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挑战，是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议题。基于网络媒介动员与社区治理的互动关系，网络新媒体可被划分为两代网络媒介，第一代网络媒介以业主论坛为代表，它最初被用于楼盘市场信息传播，后演化为小区邻里互动的线上虚拟社区。业主论坛行动者主要是少数技术精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维权事件，其媒介动员机制为“线上+线下”的二次动员，对社区日常治理带来的影响较小。第二代网络媒介以社区微信群为代表，它具有去中心化、平等性和扁平化特征，使用技术门槛较低，可实现对大多数普通成员的直接动员。但由于微信群往往形成了由少数业主所主导的话语结构，其媒介动员实现的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大众民主。同时，还易引发舆论失控，给社区日常治理带来挑战。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要积极发挥社区微信群在社区治理中的正功能，适度规避负功能产生的风险。一是探索成立幸福邻里楼栋微信群，形成网格群—楼栋长群—楼栋群的组织化传播网络。二是积极挖掘和培育社区居民意见领袖，引导居民有序表达意见，塑造公共空间的公共属性和正气，纾解负面舆论，防范舆情升级。

[关键词] 社区治理；媒介动员；微信群；业主论坛；社区传播

一、引言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居民的利益沟通渠道是否通畅、诉求回应机制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新媒体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传播沟通的格局，而且正在深刻地重塑人类生活与社会治理的生态。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增强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运用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因此，如何运用新媒体完善社区沟通媒介形态，增强社区媒介动员能力，有效应对其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挑战，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议题。

网络媒介动员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国内网络媒介动员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1世纪初到2010年，研究对象主要是发生在以电脑PC端为基础的早期网络媒介上的动员事件；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2010年微博的诞生、2011年微信的推出，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新型网络社交媒体[1]。从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视角看，对以上两个阶段的划分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媒介技术与社区治理的互动关系视角来看，有研究认为网络媒介动员的两个阶段应这样划分：第一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2020年，以电脑PC端为基础的早期网络媒介（如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为媒介，和社区地域空间无直接关联，网络媒介动员主要发生于线上虚拟社区，研究将之称为第一代社区网络媒介动员；第二个阶段是2020年以来，主要源于新冠疫情加速了微信群向社区下沉，全国各地基本都成立了以住宅小区或网格为地域单元的居民微信群，网络媒介动员深度嵌入社区日常治理，研究将之称为第二代社区网络媒介动员。

随着以微信群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广泛用于社区邻里交往与社区治理，微信群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媒介设施，但其形成的社区媒介动员结构与机制尚未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将之与第一代社区网络媒介动员的比较研究尚在少数。本文选择第一代网络媒介中与社区治理关系最为密切的业主论坛，以及第二代网络媒介中广泛用于社区治理的微信群两类媒介为基础，探讨二者形成的媒介赋权与社区动员机制的差异，以及可能对社区治理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社区传播媒介研究

“社区媒介”指的是以城市社区居民或村庄居民为传播对象的媒体[2]。在大众媒体时代，作为社会治理毛细血管的社区很难进入到大众媒体的视野，社区治理媒介主要以电话、公告栏、电子显示屏、大喇叭广播等为主。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区传播媒介的形式日渐多元化，推动社区传播步入新媒体时代。既有研究主要从新媒体的媒介赋权视角分析社区沟通媒介形态对邻里互动关系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互联网新媒体成为社区业主维权动员以达成集体行动的新媒介[3]，并基于业主论坛研究业主维权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结构及其影响因素[4]。谢静等认为网络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区治理的媒介，为网络媒介开拓了新的功能，这也是我国传统媒介所不具备的功能[5]。鲍尔-洛基奇(Sandra J.Ball－Rokeach)等探讨了网络时代传媒转型对社区沟通纽带和居民归属感的影响[6]。王倩等指出居民QQ群、微信群等网络新媒介正在成为社区沟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居民获取信息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将对居民归属感的营造带来很大影响[7]。王斌等进一步研究了新媒体赋权下的社区媒介形态变迁与城市居民社区沟通机制[8]。也有学者开始意识到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媒体要实现单纯的信息传播功能向基层治理平台转型[9]，就要利用新媒体的表达渠道，在社区多元主体之间营造良好的沟通空间与舆论氛围，化解社区潜在的冲突[10]。同时，有学者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治理的研究[11]。这些既有研究看到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给社区传播媒介生态带来的变化，但忽视了新媒体的代际差异。

（二）媒介动员研究

对媒介动员的关注起初源于学界对社会动员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社会动员是通过宣传、发动、号召或组织工作来促使行动者的思想与行为转变的过程[12]。将社会动员、市场交易与强制视为人的行为转变的三大机制[13]。在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看来，今天所有运动的发起，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对媒介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