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如何运用新媒体完善社区沟通媒介形态，增强社区媒介动员能力，应对其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挑战，是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议题。基于网络媒介动员与社区治理的互动关系，网络新媒体可被划分为两代网络媒介，第一代网络媒介以业主论坛为代表，它最初被用于楼盘市场信息传播，后演化为小区邻里互动的线上虚拟社区。业主论坛行动者主要是少数技术精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维权事件，其媒介动员机制为“线上+线下”的二次动员，对社区日常治理带来的影响较小。第二代网络媒介以社区微信群为代表，它具有去中心化、平等性和扁平化特征，使用技术门槛较低，可实现对大多数普通成员的直接动员。但由于微信群往往形成了由少数业主所主导的话语结构，其媒介动员实现的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大众民主。同时，还易引发舆论失控，给社区日常治理带来挑战。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要积极发挥社区微信群在社区治理中的正功能，适度规避负功能产生的风险。一是探索成立幸福邻里楼栋微信群，形成网格群—楼栋长群—楼栋群的组织化传播网络。二是积极挖掘和培育社区居民意见领袖，引导居民有序表达意见，塑造公共空间的公共属性和正气，纾解负面舆论，防范舆情升级。

[关键词] 社区治理；媒介动员；微信群；业主论坛；社区传播

 

一、引言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居民的利益沟通渠道是否通畅、诉求回应机制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新媒体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传播沟通的格局，而且正在深刻地重塑人类生活与社会治理的生态。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增强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运用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因此，如何运用新媒体完善社区沟通媒介形态，增强社区媒介动员能力，有效应对其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挑战，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议题。

网络媒介动员一直是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国内网络媒介动员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1世纪初到2010年，研究对象主要是发生在以电脑PC端为基础的早期网络媒介上的动员事件；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2010年微博的诞生、2011年微信的推出，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新型网络社交媒体[1]。从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视角看，对以上两个阶段的划分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媒介技术与社区治理的互动关系视角来看，有研究认为网络媒介动员的两个阶段应这样划分：第一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2020年，以电脑PC端为基础的早期网络媒介（如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为媒介，和社区地域空间无直接关联，网络媒介动员主要发生于线上虚拟社区，研究将之称为第一代社区网络媒介动员；第二个阶段是2020年以来，主要源于新冠疫情加速了微信群向社区下沉，全国各地基本都成立了以住宅小区或网格为地域单元的居民微信群，网络媒介动员深度嵌入社区日常治理，研究将之称为第二代社区网络媒介动员。

随着以微信群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广泛用于社区邻里交往与社区治理，微信群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媒介设施，但其形成的社区媒介动员结构与机制尚未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将之与第一代社区网络媒介动员的比较研究尚在少数。本文选择第一代网络媒介中与社区治理关系最为密切的业主论坛，以及第二代网络媒介中广泛用于社区治理的微信群两类媒介为基础，探讨二者形成的媒介赋权与社区动员机制的差异，以及可能对社区治理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社区传播媒介研究

“社区媒介”指的是以城市社区居民或村庄居民为传播对象的媒体[2]。在大众媒体时代，作为社会治理毛细血管的社区很难进入到大众媒体的视野，社区治理媒介主要以电话、公告栏、电子显示屏、大喇叭广播等为主。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区传播媒介的形式日渐多元化，推动社区传播步入新媒体时代。既有研究主要从新媒体的媒介赋权视角分析社区沟通媒介形态对邻里互动关系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互联网新媒体成为社区业主维权动员以达成集体行动的新媒介[3]，并基于业主论坛研究业主维权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结构及其影响因素[4]。谢静等认为网络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区治理的媒介，为网络媒介开拓了新的功能，这也是我国传统媒介所不具备的功能[5]。鲍尔-洛基奇(Sandra J.Ball－Rokeach)等探讨了网络时代传媒转型对社区沟通纽带和居民归属感的影响[6]。王倩等指出居民QQ群、微信群等网络新媒介正在成为社区沟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居民获取信息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将对居民归属感的营造带来很大影响[7]。王斌等进一步研究了新媒体赋权下的社区媒介形态变迁与城市居民社区沟通机制[8]。也有学者开始意识到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媒体要实现单纯的信息传播功能向基层治理平台转型[9]，就要利用新媒体的表达渠道，在社区多元主体之间营造良好的沟通空间与舆论氛围，化解社区潜在的冲突[10]。同时，有学者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治理的研究[11]。这些既有研究看到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给社区传播媒介生态带来的变化，但忽视了新媒体的代际差异。

（二）媒介动员研究

对媒介动员的关注起初源于学界对社会动员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社会动员是通过宣传、发动、号召或组织工作来促使行动者的思想与行为转变的过程[12]。将社会动员、市场交易与强制视为人的行为转变的三大机制[13]。在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看来，今天所有运动的发起，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对媒介的依赖[14] 6。动员结构更多是围绕社会成员在什么场合或通过何种机制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展开[15]。媒介动员研究主要呈现三种路径[16]：一是作为仪式传播的媒介事件[17]；二是作为维权抗争的冲突性运动媒介[18-19]；三是作为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20]。其中，关于维权抗争的媒介动员研究获得学界关注最多，事件集中于业主维权运动、邻避运动、征地拆迁运动等。倪明胜进一步将网络维权抗争动员研究概括为结构、情感、话语、工具和治理五种典型范式[21]。既有媒介动员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热点事件展开的，对嵌入社区日常治理中的媒介动员现象关注较少。本文将对社区两代网络媒介动员的过程与机制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三）研究方法选择

笔者自2017年9月-12月在武汉市连续做了100天的社区田野调查，之后每年都会再进行5~10天的跟踪式调研，对社区媒介的使用与社区治理动态进行历时性观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方法获取一手经验资料，并采取机制分析方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笔者在多个业主论坛进行“潜水”观察，另外经过社区同意，加入了多个社区微信群进行长期观察，以对两类媒介实践进行全息式了解。本文研究素材皆来源于田野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

三、业主论坛：第一代社区网络媒介及其动员结构

在互联网兴起之时，上网主要依托电脑PC端。在微博流行前，论坛、博客、新闻网站等是形成网络舆论的三大网络媒介。当年网络论坛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有水木清华、西祠胡同、天涯社区、强国论坛等，其中跟城市社区治理关联最密切的就是各类业主论坛。研究将以业主论坛作为社区第一代网络媒介的代表进行分析。

（一）业主论坛：社区业主维权的网络媒介

1. 媒介由来：业主论坛的形成与演化。网络业主论坛一般以商品房住宅小区为单元，且多以住宅小区的名称直接命名为××业主论坛，和行政管辖边界的社区非一一对应关系。业主论坛最初多数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或专业商业网站（如搜房网/房天下）所建，主要功能是通过该平台，让意向购房者与业主交换楼盘、装修等信息，促进商品房销售。然而，一些论坛却逐渐发展成小区邻里互动的线上虚拟社区，不仅为居民交流沟通信息提供平台，同时成为业主维权的网络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区治理的潜功能[5]。

2. 行动者特征：技术精英参与。网络业主论坛的使用，对于行动者而言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业主不仅需要拥有电脑且家中接入网络，还能熟练使用电脑，并能搜索到相应的小区业主论坛，具备注册论坛账号等能力。2008年我国互联网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根据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普及率只有19.1%，且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2/3①。而根据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②。由这一组宏观数据可知，能熟练使用业主论坛的网民在广大小区业主群体中的占比是比较低的，覆盖面也比较小。因此可见，以业主论坛为代表的社区第一代网络媒介的行动者主要是少数技术精英，网络媒介形成的赋权结构也主要以少数技术精英参与为主。

3. 媒介使用焦点：业主维权事件。网络业主论坛具有开放性特征，只要注册账号就可以通过登录发帖、回复评论等参与内容生产。没有注册账号的游客，也可以浏览论坛上的内容，只是无法评论和发帖。论坛上发帖内容主题多样，主要有咨询帖（如咨询家政等生活服务信息）、求助帖（如求租车位、租房等）、问题投诉帖（如噪音扰民等）、维权动员帖、休闲娱乐帖等。其中，以反映开发商或物业企业侵权与业主利益受损的维权动员帖子最能引起论坛行动者的共鸣，参与评论互动的也最多。其他几种主题的论坛帖子，参与留言或评论互动的则相对较少。因此，业主维权事件成为网络业主论坛使用的焦点内容。

（二）第一代网络媒介的动员结构与影响

1. 二次动员与精英民主：业主论坛的媒介动员机制。当出现小区业主房产利益受到侵害时，包括与开发商或物业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类邻避冲突事件等，少数精英业主会利用线上业主论坛作为媒介发声。其媒介动员逻辑为：一是将业主利益受损信息在网上公布，以动员更多的小区业主参与维权；二是通过网络媒介制造声势“闹大”以形成舆论压力，倒逼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介入以回应业主诉求。媒介动员文本主要是文字和图片的结合，相对比较单一。在网络业主论坛形成的线上虚拟社区中，参与的还只是业主中的少数信息技术精英，实现的是部分业主精英的线上动员与整合。但仅靠线上业主精英的参与，还很难制造出足够的声势，以实现维权目标，故还要做大量线下动员工作，即需要二次动员机制。少数业主精英首先在网络业主论坛进行线上汇聚，即一次动员，而后再到线下对社区大多数普通业主进行二次动员，进而转化为线下维权的集体行动。因此，以网络业主论坛为代表的媒介赋权，实质上形成的是一种精英民主模式，大多数普通居民的参与是有限的。

2. 焦点动员与群体性事件风险：对社区日常治理的冲击较小。网络业主论坛对城市社区的覆盖面是比较小的。因为一般只有商品房小区才组建有业主论坛，而且也并非每个商品房小区都有业主论坛。2000年社区建设运动启动以来，居委会经历了合并重组，现在作为行政管辖边界的社区一般下辖若干个住宅小区，只有少数社区是由一个单一的住宅小区构成（因该小区规模较大）。这些小区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若干个小区都是商品房小区性质；二是“房改房”老旧小区性质；三是由商品房小区、老旧小区混合构成。因网络业主论坛二次动员的力度和广度是有限的，业主论坛与普通居民的社区日常生活存在很大距离，与社区基层组织的关联度也比较低。因此，一般只有在发生业主维权的焦点事件，并由线上动员蔓延到线下动员，产生群体性事件时，才会迫使地方政府与社区基层组织“卷入”，同时也会冲击到社区治理。从田野调查访谈可知，如果小区没有发生业主维权事件，很多社区工作者甚至都不知道业主论坛的存在，这也从侧面说明业主论坛对社区日常治理带来的影响并不大。

四、微信群：第二代社区网络媒介及其动员结构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深度嵌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除了部分老人和少年儿童外，几乎人人都有微信。近年来，微信群也开始被广泛用于社区居民的交往和社区治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疫情治理的需要大大加速了社区微信群的建立与全覆盖。根据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③。社区微信群已经成为嵌入社区日常治理的移动社交媒介。

（一）网格微信群：嵌入社区治理的移动社交媒介

1. 社区居民微信群的初建。调查发现，大约在2017年，很多社区开始组建居民微信群（更早之前建的是居民QQ群），但对社区居民的覆盖面尚不广。由于微信群建设几乎是零成本，谁都可以建群成为群主，因此，根据小区居民微信群的建设主体可分为多种类型：有由社区工作者主导建设的居民微信群，由物业企业主导建设的小区业主群，由业委会主导建设的小区业主群，由居民自发建设的文娱、购物、育儿交流等各类功能群。在社区工作者主导建设的居民网格微信群中，除了普通居民和社区工作者外，物业企业、业委会人员一般也会在群里，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本文主要讨论基层组织与社区工作者主导建设的居民微信群，偏重于社区治理角色与功能。

2. 社区居民微信群发展缓慢。社区工作者普遍反映，有了微信群后，居民反映问题和社区回应诉求的速率快多了。微信群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与沟通的技术媒介，由于建群和入群的方式比较多元、门槛低，契合了社区陌生人社会关系属性与特征。微信群的建设，实质上是建设了一个虚拟场域，可以实现所有群成员的共同在场，有助于打破时空限制，打破社区居民之间、干群之间的孤立与原子化状态，起到关系连接与信息传递的作用。因此，微信群新沟通技术的应用，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助手与有效工具。但在初期，社区居民微信群发展比较缓慢，已建立微信群的社区对居民的吸纳是有限的，只有少部分平时和社区互动较多的居民入了群，另外还有相当比例的社区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一直没有组建居民微信群，如案例1。甚至还有部分社区因居民微信群聊秩序难以有效维持，导致社区负面舆情失控而解散居民微信群的情形，如案例2。所以，社区居民微信群发展比较缓慢，社区工作者建群和管理群的动力不足。

案例1：武汉市武昌区J街道SQL社区Y小区业主群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建立的，笔者开展调研时群成员已有400多人。Y小区于2005年交付入住，建筑面积约4万㎡，336户。社区原来一直未建群，主要是由于业主各种需求不一，各种说法和诉求都有，物业公司不好平衡，物业公司但凡有做得不到位的，更会招来批评一片。业主群起初是小区几个宝妈建的育儿交流群。疫情期间，开始把社区干部、业委会人员和物业公司负责人拉进群，群名称改为业主互助群，群主转交给社区书记担任。

案例2：武汉市江岸区S街道YJ社区2017年组建了居民微信群，由于群成员上限为500人，所以分为社区居民微信总群一和总群二。由于没有强制实名制，群成员众多，且鱼龙混杂，居民之间、干群之间都是陌生的，微信群内经常出现一些负面舆情事件和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有一些居民经常在群里发言提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故意搅浑水，接着就会有一些跟风起哄者，易导致舆论失控。即使社区工作者尽心解释，少数理性的居民也帮社区发声说话，但这微弱的声音很快被刷屏的信息淹没，有人甚至会将矛头转向替社区工作者发声的居民，给社区治理工作带来很大挑战。随后，YJ社区就把居民微信总群都给解散了。

3. 社区网格微信群的全面铺开。随着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推行，以及新冠疫情的推动，加速了社区以网格为单元成立网格微信群的步伐。由于城市社区下辖人口规模较大，普遍在两三千户以上甚至万人左右，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实行网格化管理，按照300~500户的标准组成一个网格，一个网格设一名网格员，由社区工作者兼任。城市社区总体上是个陌生人社会，不仅居民邻里之间相对陌生，即便是干群之间也不是很熟悉，社区干部熟悉的只是居民中的少数积极分子。因此，网格微信群成立后，入群的居民比例也不高。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居民跟社区互动较少，不知道有网格微信群的存在；二是部分居民即使了解网格微信群的存在，但由于不信任也不愿意加入。而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由于新冠病毒人际传播性极强，居民小区不得不采取物理隔离的预防机制，这就使得每个家庭都成了城市的一座孤岛。而微信群打破时空距离的媒介优势，契合了在人际物理隔离预防病毒传播的同时，再造干群/居民邻里之间线上连接与关系互动的需要。尤其是在实行封控管理期间，社区防疫信息以及居民生活物资发放信息等主要依靠网格微信群进行传播，更让微信群的作用大大凸显。这一过程密切了干群、邻里之间的关系，大部分居民家庭都加入了网格微信群，使得网格微信群得以全面铺开。当下，网格微信群已成为嵌入社区日常治理的移动社交媒介。

（二）第二代网络媒介的动员结构及影响

1. 虚拟公共空间：社区微信群聊的技术可供性。微信群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组织形式，从技术上可以低成本地将分散的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实现小区居民的共同虚拟在场。它具有破壁和关系连接功能，再造了陌生人社会的组织形态。从媒介技术上看，微信群聊具有去中心化、平等性和扁平化特征，每个人都可以在群中发言，实现平等的对话民主和社会交往理性。微信群聊空间就相当于一个线上公共聊天室，所有群成员可以共同虚拟在场，谁都可以随时随地在群内发言，群内信息所有成员都可以及时查看，也可以评论互动，信息发布与传递具有快速性、共享性、互动性。同时，微信群聊内容具有多模态媒介文本特征，除了文字信息外，还可以使用图片、语音、表情包、短视频等多种符号工具。因此，微信群聊平台相当于社区线上虚拟公共空间，可以成为社区参与和议事的媒介平台，打破线下议事广场参与的时空成本限制。

2. 大众化参与：社区微信群聊的行动者特征。相较于网络业主论坛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且以业主精英群体使用为主，社区微信群则属于一种大众化的社交媒介，具有较低的技术使用门槛，业主只要注册了微信就可以加入，从而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在群内发言与互动。当社区网格微信群全面铺开后，绝大部分家庭至少有1人在群内，微信群则可以较好实现干群关系的连接，以及把陌生化、原子化居民通过虚拟在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功能。对于居民而言，使用微信群更便于联系社区工作者进行政策咨询、办事预约等，有助于打破干群间的心理边界和社区工作的时空边界。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有了居民微信群，能更便捷地发布政策宣传与通知，低成本地收集民意和联系居民。因此，社区治理可以基本实现线上连接和大众化参与。从媒介技术可供性[22]视角来看，微信群作为移动社交媒介，不管是用于业主维权还是日常社区治理，业主/居民参与的时空成本几乎为零，为社区参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模式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3. 直接动员：社区微信群的媒介动员结构。对于网络业主论坛而言，由于线上虚拟场域覆盖人群与线下社区实体场域人群的重合度低，线上与线下两个场域相对分离，故虚拟的线上动员场域还要转化为对线下的大多数业主的二次动员才能发挥效用。而绝大部分居民加入社区微信群后，微信群可以实现所有成员的共同虚拟在场，线上虚拟场域成员与线下社区实体场域居民之间基本上是重合的。任一群成员都可以在群里发表观点，且所有成员都可以接收到信息，因此微信群作为一种社区治理媒介，可以实现对大多数普通成员的直接动员。

居民微信群虽然可以实现在原子化的居民之间建立关系的连接和信息的传播，但由于群内匿名化和弱关系互动特征，依然无法解决居民之间社会信任度低的问题。由于陌生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有少数业主发现小区治理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微信群中发表批评意见，有类似感受或遭遇的业主便容易附和，形成“问题”业主间的动员与整合。而部分其他业主由于难辨信息真伪和问题的责任边界，便很容易在微信群聊中跟风、起哄，成为被动员的工具，从而产生舆论失控的后果。因此，实践中微信群聊秩序往往形成了少数业主所主导的话语结构，以及少数业主之间的动员与整合机制，大多数围观者成为被动员的工具。在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基础上，社区业主微信群聊形塑的媒介动员实践实现的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大众民主，要实现良性互动，需要基层工作者进行合理引导和纾解。

4. 舆论失控的风险：社区日常治理面临挑战。正因为微信群已成为社区治理媒介，可以实现直接动员，客观上存在引发群内舆论失控的风险，会给社区日常治理带来很大挑战。居民在群内表达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回应；或者诉求得到回应处理了，但对解决效果并不满意，都有可能引发居民吐槽。在社区居民陌生化程度较高、信息不对称和真假信息难辨的情境下，居民普遍抱持的是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思维方式。由于微信群内的信息具有共享性、互动性、去中心性和公共性等特征，一旦有针对社区工作者、物业企业或业委会不满的负面信息在群里散播，就可能出现群内围观者的附和或跟风起哄，特别容易引发居民间、干群间的对立情绪，形成较强的舆论生产功能，甚至引发微信群聊秩序的失控，进而有损社区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如案例3。这就需要基层工作者有较强问题意识，及时准确纾解风险。

案例3：武汉市江岸区S街道YJ社区书记谈及社区微信群管理的难题时说：“有居民经常在群里向我们发难，例如：（1）别人社区都……，你们怎么……。（2）我在网络/抖音/新闻上看到别的社区都……，我们社区怎么没有……。（3）有人在群里发帖后，就会有居民跟帖起哄，如同意楼上/我们社区管理得真不行等等。” 即使社区工作者尽心解释，或者少数理性的居民帮社区发声说话，但这微弱的声音很快被刷屏的信息淹没，有人甚至会将矛头转向替社区工作者发声的居民，导致舆论失控。由于微信群的匿名化，社区工作者对在微信群中的“挑事者”也难以有效识别，微信群聊秩序难以管控，给社区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微信群作为一个大众化的社交媒介，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向“弱者”赋权，激活大众民主化参与机制，成为一种在地化的社区媒体。然而，媒介技术的运转一旦嵌入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关系结构，就会受到社会关系结构的反制。微信群聊作为社区虚拟公共空间，需要应对媒介动员带来的舆论失控的风险，在治理秩序与民主参与之间寻求平衡。

五、结论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社区传播与沟通体系的现代化。通过对以业主论坛和社区微信群为代表的两代网络媒介与社区治理互动关系的分析，发现相较于业主论坛，微信群已经深度嵌入社区治理体系，成为社区传播的基础设施和社区治理的在地化媒介。媒介动员过程由过去的二次动员转向直接动员，媒介动员内容由过去的焦点事件动员转向日常弥散化动员，媒介动员的力度与密度都在成倍增加。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社区信息化治理能力的同时，也给社区舆情监测和舆论管控带来极大挑战。

为响应中央关于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的战略部署，本文认为可以采用“媒介驯化”视角，积极发挥社区微信群在社区治理中的正功能，适度规避负功能产生的风险。具体而言，提出两点政策建议：一是探索组建幸福邻里楼栋微信群。相较于社区或网格这种体量较大的微信群，组建规模比较适度的楼栋微信群，群成员数量多数在一二十户至百余户居民之间。而且在社区或住宅小区层面，居民陌生化程度高，而同一楼栋内的居民在地缘上最为邻近，相互熟悉和信任程度更高。因此，建立楼栋居民微信群相较于社区居民微信群而言，居民互动秩序与微信群管理成本要低很多。可尝试由楼栋长担任群主，网格内各楼栋长再组建楼栋长微信群、网格微信群，在一个网格内形成“网格群—楼栋长群—楼栋群”的组织传播网络。二是积极挖掘和培育社区居民意见领袖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以引导居民在微信群聊中有序表达意见，塑造微信群线上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和正气，防止群内负面舆论和舆情的升级。由于社区居民意见领袖本身就是居民中的一员，相较于社区工作者或物业企业人员，发表意见或做解释工作更具有劝服性，可以发挥群内矛盾疏解和舆情疏导的功能。

 

//注释：

① CNNIC发布第 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5页。

② CNNIC发布第 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4页。

③ CNNIC发布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1页。

 

[参考文献]

[1]  周凡.从社会动员到媒介动员——国内外媒介动员理论研究述评[J].东南传播,2021,(2).

[2]  杨扬.社区信息化:新媒体与城市社区的互嵌——以美国Nextdoor邻里社交App为例[J].新媒体与社会,2019,(1).

[3]  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5).

[4]  黄荣贵,张涛甫,桂勇.抗争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业主论坛的经验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2).

[5]  谢静,曾娇丽.网络论坛:社区治理的媒介——“官民合作”网络运作模式的初步探索[J].新闻大学,2009,(4).

[6]  鲍尔-洛基奇,郑朱泳.从“媒介系统依赖”到“传播机体”——“媒介系统依赖论”发展回顾及新概念[J].王斌,编译.国际新闻界,2004,(2).

[7]  王倩,黎军.城市社区传播系统与居民归属感的营造——以江西南昌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5,(1).

[8]  王斌,王锦屏.信息获取、邻里交流与社区行动:一项关于社区居民媒介使用的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2).

[9]  王海涛.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媒体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重构[J].中州学刊,2020,(2).

[10]  滕朋.平衡与协商:社区传播的建构逻辑[J].当代传播,2016,(6).

[11] 黄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治理的规制路径[J].决策与信息,2023,(4).

[12]  甘泉,骆郁廷.论社会动员的实现路径[J].江淮论坛,2014,(4).

[13]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4]  [美]托德·吉特林.整个世界都在看：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张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5]  刘庆华,吕艳丹.疫情期间乡村媒介动员的双重结构——中部A村的田野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7).

[16]  郭小安,霍凤.媒介动员:概念辨析与研究展望[J].新闻大学,2020,(12).

[17]  董天策,郭毅,梁辰曦,等.“媒介事件”的概念建构及其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0).

[18]  郑雯,黄荣贵.“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抗争?——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6,(4).

[19]  何志武,吴丹.从“他助”到“自助”:“心理不悦类”“邻避”冲突事件中的媒介选择、自我动员与集体抗争[J].新闻大学,2017,(4).

[20]  易前良,孙淑萍.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以“南京梧桐树事件”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5).

[21]  倪明胜.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五种范式与反思——基于2004-2015年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的文献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22]  胡翼青,马新瑶.作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2,(1).

[责任编辑：汪智力 胡   梁]

The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and Mobilization Structure Changes of Network Media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ZHANG Xuelin

 

Abstract: How to use new media to improve the form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media, enhance the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community media, and cope with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it brings to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 major issue fa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media mobiliz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network new medi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tions of network media.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etwork media is represented by owner forums, which were initially used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later evolved into online virtual communities for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The main actors in the homeowners' forum are a few technical elites who focus on rights protection events. Their media mobilization mechanism is a secondary mobiliz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which has a relatively small impact on the daily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ty.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online media, represented by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equality, and flatness. It has a low technological threshold and can directly mobilize most ordinary members.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WeChat groups often form a discourse structure domina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homeowners, their media mobilization may only achieve superficial popular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prone to causing public opinion to spiral out of control, posing challenges to daily community governance. Exploring new models of networked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ervices, we should active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moderately avoid the risks arising from negative functions. One i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eChat group for happy neighborhood buildings, forming an organized communication network of grid groups, building leader groups, and building groups. The second is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cultivate community residents' opinion leaders, guide resident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in an orderly manner, shape the public attributes and positive atmosphere of public spaces, alleviate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and prevent the escalation of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media mobilization; WeChat group; owners' forum;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治理视阈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困境及对策研究”（23BXW066），项目负责人：张雪霖

[作者简介] 张雪霖，女，安徽亳州人，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字社会与数字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