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社会公共空间日渐萎缩，呈现碎片化趋势。这一过程也是中国乡村社会日益私性化，社会共识、社会规范和村庄共同体不断解体的过程。公共空间萎缩和碎片化引发了村庄社会的价值危机、伦理危机和治理危机，使得重构乡村社会公共空间，再造村庄共同体刻不容缓。通过对浙江省L镇X村实地考察发现：1.村庄公共空间的建构既是对村庄社会碎片化公共空间的整合，以满足村民间的交往需求，同时对弥合村庄阶层分化、实现村庄文化再造提供了新思路；2.以村庄公共空间为依靠，以村庄社会活动/事件为动力，以建立村庄社会关联为突破，成为再造村庄规范和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乡村共同体的再造应该是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三者互构的过程，其中国家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务服务的提供者，以保障国家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主；基层组织（或基层政府）通过组织社会活动/社会事件打破农民间的交往壁垒，将分散的农民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其与基层组织的协调作用；而激活村民自组织能力则是建构乡村社会共识、规范与权威的关键，是村庄共同体再造的核心。
[关键词] 村庄公共空间治理；村庄共同体再造；公共服务供给；基层组织；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后，农村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村庄社会的原子化；其二，基层治理弱化。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不仅失去了村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也进一步弱化，乡村社会的离散化更加严重，村庄共同体形聚而神散。在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指导下，政府自上而下的资源投入，致力于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宜居农村社区，从而重构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后，国家对农村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年均超过万亿元。国家资源输入的效果和对村庄共同体再造的作用，逐渐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公共空间是村庄社区兴衰的晴雨表”[1]，因此，本文以村庄公共空间构建为切入点，探析国家资源输入对村庄共同体再造的作用。
对村庄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理解源于不同学科和学者的研究目标和取向。建筑学认为，公共空间属于一个三维的物质实体，承载着景象与容纳的功能；传播学定义的公共空间更多是指信息交流与传播的平台；地理学主要关注公共空间对生产、生活、交换等活动的演绎功能，也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政治学和社会学则侧重于关注公共空间对社会生产、生活规范的形成、秩序的构建和价值的生产能力，是一个被赋予了政治、文化内涵的社会成员互动场所。从政治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关联紧密的学科分析，不同学者对公共空间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 rgen Habermas)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理想范式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2]，是公民在各种自发的公共聚会和共同团体谈话中逐渐形成的，其存在的基础是公民兴趣和目的的联结，如为各种学术协会、宗教团体和私人社团提供活动空间的剧院、博物馆、咖啡馆等。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必如同某个合法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每个个体可以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有集会、结社和表达的自由。当公共团体较大时，公民之间的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2]。尽管哈贝马斯在概念表述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但是我们依然能意识到公共空间作为具象的公共领域在其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在现实的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二者形成互构。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多从国家——社会框架和乡村社会关联两个角度分析农村公共空间对孕育乡村社会权威、秩序与民主、公正的可能[3]。如王笛通过对成都的街头、广场、庙宇、桥头和茶馆等物质性公共空间的考察，揭示了这些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体性公共空间如何转变成社会和政治的空间[4]。受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研究的影响，戴利朝从村庄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茶馆与基层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5]。曹海林则从类型学上区分了正式公共空间与非正式公共空间，并指出村落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演变趋势折射出了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及其性质演变的机理和逻辑[6]。何兰萍从转型期中国社会大背景出发，分析了公共空间的重构在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中的意义[7]。此外，王春光等人指出，村庄公共空间的内涵包括有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村庄精英，这三者构成了村庄的规范和权威，对村庄社会有着整合作用[8]。
总体而言，当前政治学和社会学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农村公共空间如何促进村庄共同体的构建。虽然以往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农村公共空间的变化，提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公共空间对建构社会秩序与规范、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但这类文章大多依循着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转型导致乡村社会共同体瓦解的分析逻辑，从而提出了两条看似关乎农村现实，实则人云亦云的村庄治理路径：其一，外部建构性秩序在乡村整合中已经失去作用，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更多依靠村庄内部的自然秩序；其二，分散与分化的乡村社会难以自我组织，国家行政权力的嵌入成为构建乡村秩序的关键。然而，转型期乡村社会最大的现实是，国家通过资源输入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物品，农民公园、文化礼堂和广场等公共空间聚集了大批农民。尽管如此，农民的自组织动力仍然不强，需要发挥基层组织的领导能力。因此，村庄共同体构建的真正现实应该是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互动的结果。国家承担资源供给的角色，基层组织承担组织领导的角色，而农民自组织则是构建共同体规范与秩序的关键。从历史宏大叙事的角度，通过事件——过程的微观视角，逐步揭示村庄公共空间构建与共同体再造的过程。
本文考察的自然村X村在合村并组之前是行政村，村组合并之后仍然是村委所在地。X村作为镇上的典型村，承接着大量来自国家的资源。因此，文章以X村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很好地透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庄共同体再造的影响。
二、国家在场与多元公共空间构建
L镇位于浙江省中北部，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民营化浪潮下，镇上办起了一批印染工厂和铸件锻打企业，吸引了来自周边农村的许多剩余劳动力。X村位于镇郊，在镇区的几次扩张过程中，耕地几乎全部被征用，村民多在镇上工厂打工。X村是个多姓聚居村，有1700多人，分成10个村民小组。受市场化、工业化浪潮的冲击，X村经济分化较为严重，社会原子化发展趋势明显。整个村庄处于一种弱社会关联状态，村庄内部缺乏规范和价值生产能力，村民生活私性化趋势加强，村庄公共空间成为村民表达交往需求的重要场所。
X村公共空间从性质上可以分为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其中正式公共空间多与国家制度性组织和村庄制度性活动有关，在X村有村委和专办红白喜事的“文化礼堂”；非正式公共空间则是村民可以自由进入和自由表达的场所，如由祠堂改建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农民公园、小卖部、麻将馆、路口、溪边以及老太太念佛场地和开放的手工作坊。从参与主体、联系纽带和参与规模上看，每一个公共空间都存在差异（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参与主体不同，联系纽带不同，承载的社会事件也有差异，并且公共活动的规模也不一样。村委作为村庄正式公共空间的代表，在村委办公室搬到村中心小学楼上之后，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等都在农民公园举行，村委实则成为村干部的私人场所，很难再履行公共议事职能。承办红白喜事的文化礼堂虽然依旧发挥着文化价值再生产的作用，但是通过集体仪式间歇性地强化村民身份认同感，在仪式内容已经形式化的X村，文化礼堂对村庄规范的形成已然缺乏动力。加之如今红白事的范围一方面超出了宗族和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村庄社会又以血缘关系为界限，从而对村庄共同体再造的意义不大。村庄非正式公共空间多以趣缘和业缘联系起来，公共空间参与的主体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且规模都不大。非正式公共空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性别、年龄划分比较明显，妇女之间组成一个趣缘或业缘团体，男性之间也形成了只适合男性参与的小团体，且老人和年轻人在公共活动空间上划分明确。在X村调研中发现，老人“麻将圈”主要聚集在祠堂的老年人活动中心，中、青年很少出入祠堂；中、青年多在村里小卖部打麻将，周围“观战”的也都是同一年龄段的人。念佛场地和手工作坊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私”的性质，是老太太聚会的地方，村口和溪边偶尔会出现两三个妇女站在一起聊天的场景。总体来看，X村公共空间以趣缘、业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一个个“麻将圈”“手工圈”“信仰圈”和“熟人圈”，每个圈子都有明确的边界和进入规则。村庄小团体主义的出现，使得原本已经分裂的公共空间进一步碎片化[9]。如何改变团体分立的村庄公共空间格局，重新唤起村民公共生活热情，整合村庄治理资源，成为摆在国家和基层组织面前的难题。
2013年X村村干部通过镇政府村建办从县里争取到了“农民公园”建设项目，该项目是L镇“一事一议”制度落实的典范。项目预算资金是55.4万元，按照80%的比例，县政府拨付44.3万元工程款，其他资金由村“两委”用于筹资筹劳。项目建设前后共花费60多万元，超支的20多万元都来自村民的自愿捐款和义务劳动。现在，“农民公园”不仅路面硬化率达到90%以上，同时还配备了儿童娱乐设施、老年人健身器材、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以及照明、音响设施等。每天晚上去公园散步、健身、运动的村民达数百人，可以在农民公园的广场上看到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甚至有男人），打篮球的中青年男人，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妇女、儿童，围在一起说“天话”的村民，还有一个七八人规模的小型吹打班子，赛场边围观的村民不时发出叫好声，很是热闹。40来岁的何某全说：“以前夫妻俩下班回家吃完饭要么看电视，要么去麻将馆搓两盘。农民公园建好后，陪着小孩来玩，老婆喜欢上了跳广场舞，自己和大家在一起打球，感觉有趣多了。当年打麻将的时候，有钱人和有钱人一起打，没钱的和没钱的一起打，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很大。现在打球只要技术好，跟谁都可以在一起玩。”喜好打乒乓球的王某丽说：“玩还分什么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太笨都可以一起玩，有些老太太比我们年轻人还精哩！”
农民公园作为村庄公共空间，建成之后对村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每天晚上聚集在公园村民的数量、年龄和身份可以看出，农民公园这一现代意义的村庄公共空间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村民。那么，农民公园作为X村最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它对村庄共同体的再造有什么意义呢？
三、村庄公共空间建构与社会生活再造
农民公园是国家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农村的惠民工程，展现了国家对农村地区的人本主义关怀。同时，也给乡村社会内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一）对村庄社会碎片化公共空间的整合
受地缘、业缘与趣缘因素的影响，X村形成了一个个路口/溪边的熟人圈、手工圈和麻将圈，甚至还有在同一个工厂工作的工友圈和有着共同信仰价值的信仰圈。这些村庄团体规模小的只有2~3个人，大的也不超过10人。每个小团体内部有自己的规则与秩序，外人很难进入。如一个老太太要想进到手工圈，必须在里面有熟人、有朋友，在熟人、朋友的介绍下，再通过其他老太太的考核同意，才能正式参与组织。信仰圈的要求更高，X村有三个由老太太组成的信仰圈，每一个信仰圈有8~10人，圈外的人要想参与她们的组织，不仅要有熟人介绍，而且要经过领头老太太和其他人对其表现进行审查，并要考察其是否是真的信仰。再如中、青年人的麻将圈，分为妇女麻将圈和男人麻将圈，麻将圈内部的人必须经济相当，而且在长期的互动中建立起了信任，其他人想进入不仅要过经济关，还要过信任关。
复杂的小团体将村庄原本分散的公共空间进一步细碎化，村民生活在彼此的小家庭和小团体中，只关心自己家庭利益和团体利益，对村庄共同体则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村庄公共空间从原本可以自由进入的“公”，变成了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私”。这不仅对村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且给基层治理带来阻碍。农民公园的修建为有交往需求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原本受到小团体主义禁锢的村民可以借此机会突破自己的小圈子，改变以往局促的公共生活状态，获得新的交往机会。
（二）满足村民交往需求
调研中，村民告诉笔者，改革开放之后X村的社会交往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大集体时代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说“天话”时期，那时候每天到了晚上，大家吃完晚饭就喜欢聚在小组晒场上、大树下聊天。老人是聊天的重心，经常讲那些年轻人想都难以想到的村庄历史和国家大事，所有人围在一起听老人说“天话”，感觉日子过得很充实。那时候在一起说闲话的妇女不会被别人看成多嘴多舌，反而是那些不参与进来的妇女，会让村里人感觉不好接触。妇女在一起说得最多的闲话还是谁家闹矛盾、哪家儿子、媳妇不孝顺等，都是说别人家的事情。大家说完就忘了，没有人会计较。90年代之后，村里兴起了打麻将的风气，哪个人家里有麻将，就成了大家聚会、聊天的公共场所。麻将打得小，1毛钱一炮，输赢不大，都是为了在一起打发时间。后来麻将打得越来越大了，矛盾也越来越多，正好村里各家各户都买了电视机，麻将就打得少了，有时间都窝在家里看电视。电视普及之后，看到电视里别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私心都重了，只管把自己家里搞好，没人关心村里的事情。近些年，各家各户都有了网，又有手机，有时间都在家里上网、玩手机。在网上打牌比现实中打牌轻松多了，大家玩不到一起可以骂人，骂完换一桌重新玩，很自由。虽然网络上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但是上网、玩手机久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而且让人感觉很枯燥。现在总是想着原来大家在一起说“天话”的日子！
这可以说是揭示了30多年来X村村民社会生活变迁的轨迹，从作为博彩业的麻将进入，到技术的侵蚀，村民面对面交往的频率在急剧降低，村庄社会公共生活式微。但是，村庄社会面对面的生活空间又刺激着村民的交往需求，在现代技术对村民形成社交疲乏时，农民公园作为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其包容性与多样化满足了村民对闲暇时间的消遣需求。每天晚上都有数百村民聚集在农民公园运动、跳舞、聊天或闲逛，农民公园成为村民打发闲暇时间的即时性交往平台。
（三）对村庄阶层分化的弥合
区隔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针对文化趣味的阶层差异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分化造成的乡村社会阶层分化似乎过于严重。但是，在现实的村庄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分化和竞争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对立越来越明显。经济分化造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交往的圈层化，老板和包工头逐渐将普通村民排斥在自己的社交圈、婚姻圈和人情圈之外。村庄出现所谓的有钱人圈子、没钱人圈子和穷人圈子，各个圈子之间互不来往，甚至相互对立，形成了社会交往的区隔。X村在经济上分成了三个层级，第一等级是老板和包工头组成的富人阶层，占村庄家庭的10%。他们的社交圈基本在村外，有钱人在村庄形成的麻将圈，普通村民是没有实力，也没有资格参与的。第二等级是中间阶层，占村庄家庭的60%。村庄中间阶层有着向上走的动力，但由于社会资本的匮乏，始终难以跻身富人阶层。只能在本阶层内部依靠业缘、地缘和趣缘等建构成交往互动的小团体。第三等级是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层，占村庄家庭总数的30%。经济弱势群体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往往受到富人和中间阶层的排斥，成为村庄的边缘人。正因如此，经济弱势群体容易形成一个个信仰圈。在对X村的访谈中，有一位40多岁男性村民，他是村里民间信仰的精英，热衷于各种宗教活动，但村民们都称他“懒汉”，有人甚至嘲笑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经济条件的好坏成为横亘在村庄各阶层交往中的一道无形屏障，“人以群分”是村庄社会交往的现实。农民公园建成后，其所具有的公共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各个层级的村民都可以自由进出，并且不同层级的农民可以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而交往。农民公园打破了各层级之间的交往壁垒，为村民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开放、平等、包容的公共空间。正如村民何某全说：“我们这些打工的原来哪有机会和他们当老板的打交道，别人开着小车在路上跑，我们骑个摩托车风吹雨淋的，他们老板瞧不起！现在，我们晚上还经常一起打（篮）球，关系变好了，镇上看到了都会打招呼！”50岁的陈某是村里广场舞的领队，在农民公园建成之前，闲下来时她就在家里看电视，家里负担重也不好意思出去玩。现在，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农民公园和其他人一起跳广场舞，还带了两个徒弟，而且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老板娘。农民公园作为村庄活动的公共空间，承载着许多现代都市生活的元素，如广场舞、运动场和健身场，冲击了以往村庄社会以地缘、血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交往圈，趣缘成为满足村民交往需求的重要因素。
（四）村庄文化再造
乡村社会关系的私性化与社会交往的去伦理化是转型期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结果之一，村民生活公共性的缺失成为村庄公共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其本质是乡村文化的“公共性消解”[10]与“内生性”不足[11]。再造乡村公共文化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学术界普遍认为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首要任务就是乡村公共空间的建构，使之成为创新性发展先进文化、提高乡村发展能力、培养新式农民的孵化器和乡村精神成长的摇篮[12]。那么，从现阶段国家资源输入的效果和成就看，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在村庄公共文化再造中的作用如何？如果从国家大背景和村庄变迁的事实着眼，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输入在乡村社会建设中收获的成效并不是很大，甚至出现资源的浪费。但是，从单个村庄，或是单个项目的微观视角分析，国家对村庄公共物品的投放在重构村庄公共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农民公园建设完工之后，不仅村庄闲话空间被激活了，村民通过听“天话”而对村庄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村民在农民公园办起了民乐“吹打班”并搭起了戏台。民乐吹打班由七八个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农民公园“集训”，唢呐、笛子、二胡和萨克斯等中西方乐器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村庄男女老少。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作为当地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即道教真武大帝的诞辰），村民都会在农民公园搭起戏台，唱三天三夜的戏。而且在这一天，村民会举行游神仪式，即在农民公园举行舞龙、舞狮活动，吸引全村人的关注。应该说农民公园的建设不仅为村庄传统文化的再生与传播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公共空间，而且为村庄文化的传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然而，村庄公共空间对社会公共生活的恢复并不等于村庄共同体的再造，农民公园只是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可以包容各个层级和群体交往的空间，而参与交往的村民犹如一只只在森林中寻找伙伴却又怕被伤害的小鸟，他们在与伙伴交往时必须处处小心，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像村民陈某所说：“大家在一起跳舞，随进随出也没人管，我跳了这么久，都不知道自己后面站了哪些人！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也都很少聊天，就算是聊也都只说说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像夸哪个今天衣服好看，说谁换了个新发型，或是索性就聊娱乐新闻，没有人会说别人的闲话。只有傻子才会去说别人闲话！”在多数村民看来，农民公园只是为大家打发闲暇时间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不仅可以消解自己被压抑的交往需求，还可以通过运动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自己可以随进随出，不受约束。因为村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缺失，村民在公共生活中以不去触及他人的“私”和村庄的“公”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因此，这种公共生活只是形式上的关联，村民在公共空间的交往活动并不能让彼此间建立信任、达成共识，形成对交往行为的预期，因而也就不存在对村庄公共规范和秩序的构建、对村庄共同体的再造。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13]。按照滕尼斯(Ferdinand T nnies)对共同体（或社区）的解释，共同体与社会不同，它是以历史、传统、信仰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彼此忠诚、相互信任和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14]。由此不难看出，村庄共同体的形成总体而言是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在缺乏规范和秩序的村庄，分散的村民既没有自我组织的勇气，也没有组织的动力。因此，村庄公共空间对村庄共同体的再造本质上是被动的，且受制于村庄治理资源与村民的自组织动力。怎样激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调动村民的自组织积极性，成为村庄共同体再造的关键。
四、多元整合与村庄共同体再造
在村庄社会分散、经济分化的转型期，挽救日渐式微的村庄共同体是国家“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公共物品均等化政策的题中之义。但是，国家对村庄的资源输入与政策输入效果并不明显，村庄共同体的消解趋势依然难以逆转。究其根源在于国家资源输入和政策落实过程中基层组织和村民的缺位，基层组织完全成为国家在乡村社会的“腿”，缺乏基层自治的能力，进而出现政策消解治理的现象。同时，基层自治中作为治理主体的农民缺位，是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再生产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从X村农民公园这一村庄公共空间的现实状况出发，提出一个村庄共同体再造的框架：即国家承担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基层组织（或基层政府）承担公共活动和公共事件的组织职能；村民在基层政府或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培养自我组织能力，并且最终承担起自组织的责任。国家、基层组织、农民在村庄共同体再造中形成互构的、三位一体的结构。
（一）保障国家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自下而上提取资源的压力型体制得到改变，基层组织不再承担替国家收取税费的责任：一方面农民与国家关系得到缓和，农民对国家的认同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不再向农民收取各种税费和提留、统筹，也缓和了基层干群关系。可是，由税费改革带来的政策福利很快就被村庄治理的现实困境所消解。其中，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应能力不足。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使得基层组织有能力组织起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村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后，基层组织通过向农民收取“三提五统”等费用，也能够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生活需要。税费改革之后，基层组织失去组织农业生产、进行农村公共物品投放的资金来源，有的村庄甚至出现组织运转困难的现象，基层治理面临着诸多问题。
为缓解基层治理压力，国家通过自上而下地向村庄输入资源，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其一，国家财政型供给，即由各级各类国家相关部门向农村划拨各种专项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二，村社自助型供给，即“一事一议”制度与国家“民办公助”“以奖代补”政策相结合。无论国家财政型供给还是村社自助型供给，乡村建设资金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项目资金[15]。
（二）发挥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协调作用
国家项目制资源供给缓解了基层组织治理压力，但财权的上收同时打击了基层组织治理的积极性，基层组织“悬浮”化严重。加之在国家自上而下的维稳压力下，稳定成为各级政府对下考核的重要指标，“不出事”成为下级政府对基层组织的基本要求[16]。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组织普遍出现“无为而治”的怠政行为。国家政策消解治理成为乡村治理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怎样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政策的实施效果虽然尚未真正破题，但通过L镇的实践，似乎可以从中找寻到办法。
2014年10月，L镇在全镇范围内组织了两场文化大赛，一场是“村民广场舞大赛”，一场是“村民篮球赛”。比赛以行政村为单位，每项比赛每个行政村最多只能组织一支队伍参赛。比赛通知下发到X村之后，村“两委”开会决定各组织一支队伍参赛。因为村支书何某均的妻子经常在农民公园跳广场舞，所以广场舞大赛就由她负责联系；篮球赛对体力和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临时抱佛脚肯定来不及。于是村里把任务交给了经常在农民公园打篮球的何某全，由他组织队伍参赛。经过村委和相关负责人的积极奔走，村里组织起了一支由8名妇女组成的广场舞大赛队伍和一支由9个人组成的篮球队。广场舞队伍组织起来后，每天晚上大家下班都到农民公园集合，从选舞、选歌到队伍调整，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磨合，8个人之间越来越熟悉，成了亲密的朋友，并战胜镇上所有参赛队伍拿了第一名。一名参赛的妇女告诉笔者，“虽然比赛拿到了好名次，为村里争光很值得高兴，但是真正值得高兴的是通过比赛大家都成了好朋友。平时有时间会邀着一起去逛街，聚在一起聊天，就连家里办事情也会互相邀请，相互送人情。现在村里跳广场舞的人有时候可以达到四五十个，大家关系越来越好”。参与篮球赛的何某全说：“篮球赛不仅是自己喜欢，同时也可以为村里争光；而且几场篮球赛下来，大家都混熟了，就感觉是兄弟一样！”
从依托于农民公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广场舞大赛”和“村民篮球赛”的运作来看，其对资金的要求其实并不高，甚至是零成本的投入。然而，从其实施效果来看，篮球赛和广场舞大赛不仅很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将原本松散的个体很好地凝聚在一起，彼此间建立起了信任，达成了共识，触动了村民继续交往的热情，甚至激活了村庄小范围内的人际交往，这对构建村庄社会关联和社会规范，促使村庄共同体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在比赛全程中，基层组织发挥着协调作用。而正是基层组织的协调，将原本在公共空间交往中谨小慎微、有社交顾虑的村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成功地打破了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的缺乏信任、行为预期与规范而相互建构的交往屏障。
（三）激活村民自组织能力
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以及基层政府、基层组织积极组织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然而，建立在历史、信仰、传统、风俗和信任基础上的村庄共同体一旦分裂，就很难再次整合，这与农业社区的封闭性有着天然的关联。农民在打破彼此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共识之后，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充斥着理性的社会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每个人对他人都怀抱着警惕，他们像身上长满倒刺的刺猬，彼此稍微接近就会相互伤害。因此，如何消除他们的防范意识，在彼此间建立起关联，成为村庄共同体构建的首要任务。基层组织作为村庄社会独立的管理机构，通过组织社会活动在村民之间建立起了关联，并依托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消除了村民的顾虑，激发了他们的交往勇气。村民通过参与公共活动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达成了共识，并建构起了公共规范。对彼此行为有了预期的村民，有了自我组织的动力与积极性，并且进一步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和活动的空间，信任机制和共识在整个村庄内部扩展开来，由点到面，由一个小团体到一个大团体，最终，通过农村的自组织，村庄共同体得以再造。
综上，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在建构村庄公共空间和再造乡村共同体的过程是互构的，是一个由外而内，由点到面的动态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村庄共识、规范和权威也在不断地被重新建构。
五、结语
公共空间对村庄共同体的再造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命题，或许也是一个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对此颇为关注，实践派也在积极行动。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许多学者认为乡村共同体的再造应当发挥农村社会的自组织力量[17]，或是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社组织；实践派则多从国家政治实践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应当加大农村公共物品的投放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服务将分散的农民重新联系起来。然而，乡村社会现实往往是一个交织着诸多问题的大熔炉，单纯依靠国家资源输入或许能够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求，却无法逆转村庄共同体的碎片化趋势；发挥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对村庄共同体的再造确实具有着显著的成效，然而，面对村庄社会分散、经济分化，村民之间缺乏共识和信任、村庄规范缺失等问题，如何打破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是一个除了基层组织之外，国家政权和个体村民都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乡村共同体的再造应该是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三者互构的过程。其中国家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务服务的提供者，基层组织（或基层政府）通过组织社会活动或社会事件来打破农民的交往壁垒，将分散的农民联系起来。而农民的自组织行为则是建构乡村社会共识、规范与权威的关键，是村庄共同体再造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怎样提高国家项目资源输入的瞄准率和效率，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进一步调动农民的自组织积极性，都是关乎村庄共同体再造的重要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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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Villages:Take Village X, L Tow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IN Jiangfeng, LIU Yif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cial public space in villages has gradually shrunk and shown a trend of fragmentation. This process is also the increasing privat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continuous disintegration of social consensus, social norms, and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shrinkage and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spaces have triggered value crises, ethical crises, and governance crises in rural society, making it urgent to reconstruct rural public spaces and rebuild village communities. Through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X Village in L Town, Zhejiang Province, it was found that: 1.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public space is not only an integration of fragmented public spaces in village society to meet the communication needs of villagers, bu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bridging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villages and achieving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2. Relying on village public spaces, driven by village social activities/events, and breaking through by establishing village social connections,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rebuild village norms and order. Theref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should be a proces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among the stat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villagers. The state, as a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and official services, focuses on ensuring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by the stat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r grassroots governments) break down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farmers by organizing social activities/events, connecting dispersed farmers and fully leveraging their coordination role with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ctivating the self-organizing ability of villagers is the key to building consensus, norms, and authority in rural society, and is the core of rebuilding the village community.
Keywords: village public space governance; village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村庄改造中的风险生产与韧性治理研究”（2022M721295）
[作者简介] 金江峰，男，江西瑞昌人，政治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研究；刘一凡，男，河南周口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