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每周评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每周评论》的编者、作者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人物评价趋向客观公正；2.拓宽了《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思路，多角度探讨了该刊对社会主义的传播；3.全面、深入地发掘了《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4.创新研究思路，对《每周评论》栏目、经营、传播等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5.从话语角度分析《每周评论》的新闻宣传，开启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把宏观与微观、融入与溢出、文本与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每周评论》研究走上新的台阶。
[关键词] 《每周评论》研究；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等人在1918年12月创办的以评述时政，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主的周刊，1919年8月被北洋政府查封，存续了约8个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每周评论》的研究成果在总量、深度、广度和研究视角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本文拟就此作些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一、改革开放以前《每周评论》的研究状况
作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每周评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备受学者们关注。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丁守和、殷叙彝、张允侯等人主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该书用了22页（约1.5万字）的篇幅，对《每周评论》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介绍[1] 41-62。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以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为主题的研究在提及《每周评论》时，大都沿用该书中的相关提法，鲜有突破。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对《每周评论》创办的背景和原因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伪善的‘十四条’，特别是其中的‘民族自决’一项，激发了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的信心和决心”；（2）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为中国民主革命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3）《新青年》出版周期长，其“形式和内容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了”。
人是杂志活的灵魂，任何一种刊物的创办，离不开主编、编辑、作者为其写稿、编稿。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与《每周评论》的关系，构成了《每周评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主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考察了陈独秀与《每周评论》的关系，指出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发起者”和前二十五期的“主要编辑人”。“他在五四运动以前，一直是法国式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对于十月革命还抱着观望和怀疑的态度，他深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表现，并且在由他执笔的《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定为刊物的宗旨”。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每周评论》在初期为世界和中国描绘了一幅战争和侵略永远绝迹的美丽远景。然而，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逐步让陈独秀“得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结论”，与此同时，他“也转变成俄国式革命的拥护者”。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吸取了俄、德等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向人们发出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榜样的呼召”。
李大钊和《每周评论》的关系也受到重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介绍了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称颂十月革命的文章和言论，称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言论比陈独秀彻底而且带有社会主义倾向”。“早在《每周评论》的第三期上，就发表了由李大钊同志执笔的、题为《新纪元》（未署名）的社论，热烈地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李大钊的思想水平远远超过负主要编辑责任的陈独秀和其他的撰稿人”。胡适在《每周评论》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受到了李大钊的“坚决反对”，他写作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反对‘根本解决’”的论调进行了驳斥，“这是五四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初步交锋，标志了五四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开始”。
改革开放前，受对胡适及其思想批判运动的影响，胡适被定性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在探讨胡适与《每周评论》的关系时，《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称胡适在二十五期以后，“利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避难离京的机会夺取了编辑的地位，改变了刊物的方向，开始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宣扬实用主义的文章，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每周评论》在胡适接手以后“已经失去了革命报刊的性质”。
《每周评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背景下创办的，该刊非常关注巴黎和会的进程。《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指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在中国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每周评论》“对巴黎和会寄予很大的奢望，要求和会能通过取消中国过去被迫与外国订立的丧权辱国的密约，承认中国收回青岛”。当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彻底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后，《每周评论》“终于得出了‘强盗主义大行的时候，公理仍然战不过强权’的结论”。“《每周评论》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幻想的破灭过程，同时也向人民进行了宣传，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的作用”。
《每周评论》创刊时，国内南北议和已在上海开场，《每周评论》专门开设了“国内大事述评专栏”对南北议和进行跟进报道。《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称《每周评论》对南北和议虽然“一贯表示不信任”，但“又透露出多少还希望它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意思”，五四运动爆发后，“刊物就把和谈抛在脑后，不再报道它的消息，而集中精力注意山东问题了”。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对《每周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作了简单的考察：“由于篇幅和主编思想的限制，《每周评论》没有认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在‘名著’栏里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一节和在倍倍尔的《傅利叶》一书中说明‘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区别’的一部分，同时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肯定了《每周评论》对“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二连三发生的殖民地附属国的独立运动”的报道，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该刊参与五四运动、积极“报道与评论这一伟大群众运动”进程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以来《每周评论》研究概况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每周评论》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见表1）。
据笔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共发表以《每周评论》为主题的论文53篇，其中硕士论文12篇，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15篇。
综观这53篇文章，从论文标题与文章内容看，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一）《每周评论》介绍（1、2、24、25、48）①；（二）《每周评论》重要史实考订（11、16、17、26、52）；（三）《每周评论》重要编者、作者思想研究（3、5、6、7、10、12、21、23、36、37、38、44、47）；（四）《每周评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15、30、32、33、34、40、42、45、49、50）；（五）《每周评论》话语研究（20、29、43、46、51）；（六）《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4、8）；（七）《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9、22、27、28、35、39）；（八）《每周评论》与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9、31）；（九）《每周评论》栏目研究（14、53）；（十）《每周评论》的经营与传播研究（13、18、41）。
由于一篇文章往往涉及多个主题，以上十个主题仅是为了方便论述，文章的分类、归纳不一定完全准确。
（一）人物研究全面铺开，趋向客观公正
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对《每周评论》的编者、作者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
1. 陈独秀。陈独秀是《每周评论》的创办者和第1-25号的主编，也是期刊的主要作者。他除了为《每周评论》撰写了发刊词外，还先后在“社论”“随感录”“山东问题”“评论之评论”等栏目发表了150篇论说[2] 191-196。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发掘了陈独秀与《每周评论》的关系。
（1）《每周评论》与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关系。学者们认为，《每周评论》的创办标志着陈独秀“由批判旧传统、唤醒国民伦理觉悟的一般思想号召，开始转向宣传现实的政治斗争，把民主与科学思想同时事政治结合起来”[3]。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体现的政治思想有重视“国民政治”、“尊重法律”、强调“主权在民”三个特点[4]。在主编《每周评论》的过程中，陈独秀引导舆论、针砭时弊、指点江山，不仅逐渐实现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逐渐实现了从‘精神领袖到政治领袖的转变’”[5]。
（2）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时期对南北和议的态度。《每周评论》创办时正值南北和议酝酿期，因此，该刊对南北和议给予了很多关注。陈独秀高度关注南北和议问题，其文章占相关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每周评论》对南北和议的态度，基本上表达的就是陈独秀的见解。徐基中研究了《每周评论》对南北和议的关注，他认为《每周评论》一开始就对南北和议持不信任的态度，后来更把和议看作“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毫不相干”的“分赃会议”。《每周评论》认为，南北和议“并非出自诚意，乃敷衍时势之举”，所谓南北和议不过是“南北借和议争权夺利”，和议中一些名为“国民大会”之类的仲裁机构，其成员都是“无良政客”，并不能代表民意[4]。
（3）陈独秀与五四前夕的舆论准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连接。1919年6月，孙中山就明确指出：“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6] 66《每周评论》作为五四前夕诞生的政论刊物，跟五四运动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刘彦伯、祝彦认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顺应形势演进”，创办了出刊周期短、与时势联系紧密的刊物《每周评论》。该刊在陈独秀的主持下，“锐评国际时政”“剖析中国政局”“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可以左右进步力量和青年学生舆论导向，进而催发五四运动的重要导向性刊物之一”，为五四运动作了“积极的舆论准备”[5]。
2. 胡适。胡适是《每周评论》后期的主编，也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44篇[2] 198-200。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普遍抛弃了胡适“攫取了”《每周评论》主编、并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向马克思主义者放“冷枪”的说法[1] 161，重新评价了胡适与《每周评论》的关系。
（1）胡适何时接任《每周评论》主编。传统的看法是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攫取了编辑地位”，并从第26期“更换了报纸版式”“改变了报纸方向”，并“用二十六、二十七两期的全部篇幅刊载‘杜威讲演录’，大力宣扬了反动的实用主义”[1] 61。2018年，吴永贵、林英通过对《周作人日记》等材料的研究，认为胡适应是从第28期起，正式担任《每周评论》主编一职。第26、27期上的“杜威讲演录”是《每周评论》同人们为应付主编陈独秀被捕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与胡适的关系不大。当时杜威正在中国考察，是一件大新闻，“用其演讲稿，也算得上应时应景”[7]。
（2）胡适担任主编后是否改变了刊物的方向。张德旺认为，胡适接编《每周评论》后，虽然该刊与过去那种“一往无前地屹立在反帝救国浪潮的最前锋相比，显然大为逊色”，但在胡适接任主编后，该刊坚决“反对封建名教”“坚持了反对军阀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的斗争”，还发表了北大教授张慰慈等人介绍社会主义俄国的《俄国的新宪法》《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的新银行法》和《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等文章。因此，胡适接任后的《每周评论》虽然“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但该刊“基本保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仍不失为反帝反封建革命阵营中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影响广泛的舆论阵地”[8]。
（3）如何看待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新文不计其数，笔者在此仅介绍张宝明以《每周评论》为主题的讨论文章——《“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中的一些看法。张宝明认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从本质上看，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作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歧义，是早在‘问题与主义’的‘明争’之前就有‘暗斗’的”。“‘问题’注重的是方法或说‘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目的或说‘理想’。分庭抗礼的双方通过论争各自加深了对自我体系残缺的体悟，最终在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的自我缺憾中表达了取长补短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难得的学术争鸣、思想互补、宽容对方的局面”[9]。
3. 李大钊。李大钊是《每周评论》的创办者和重要作者。他在《每周评论》上以“常”和“明明”等笔名，发表了50多篇文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体现的思想作了细致的发掘。
（1）《每周评论》中李大钊的佚文：李继华通过对李大钊习惯用语和独特用语的考辨，认定《每周评论》上“国外大事述评”一栏中的《平和会议》《平和会议及国际大同盟》《平和会议之消息一束》《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对德媾和条件的大概》，“国内大事述评”中的《中外反对的八年公债》，以及“随感录”中的《看看今日的日本》，均为李大钊的作品[10] 399-406。
（2）《每周评论》时期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每周评论》时期是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谭锐以《每周评论》为中心，讨论了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早期认识，认为《每周评论》时期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在对十月革命的肯定中初建社会主义信仰”“在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中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思想”“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提升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特点[11]。
（3）李大钊对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张静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为中心，考察了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空间构建的关系。文章指出，1918年底，李大钊与陈独秀“依托《新青年》的平台资源”，创办了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的《每周评论》。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撰写了大量倡导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短评，对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作了“有效引导”。李大钊还和胡适在《每周评论》中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平等论争”。“论争是交流沟通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公共舆论形成而言，相同或相近意见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固然重要，但不同观点与立场之间的平等论争更具象征性”。通过争论，“他将《新青年》杂志中的‘问题’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领域，从而实现了‘问题’向‘主义’的发展”[12]。
4.高一涵。高一涵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创办人和主要作者，他在《每周评论》上以“涵庐”为笔名，发表了53篇文章[2] 200-202。改革开放以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对高一涵与《每周评论》的介绍很简单：高一涵“态度较温和，喜欢从资产阶级的法学观点提问题”，是《每周评论》“经常的撰稿人”，并“执笔撰写过一些社论”[1] 42，44。
改革开放以后，吴汉全对《每周评论》时期高一涵的政治思想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并认为高一涵在《每周评论》上“关注世界大势，追寻理想的现代民主政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西方列强牺牲中国主权”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北洋政府统治下“军阀专横虚伪、民主被践踏”的黑暗社会现实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切对于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起了推动作用。“高一涵在《每周评论》的政治思想代表着中国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大体反映了《每周评论》同人群体的思想概貌”[13]。
5. 王光祈。王光祈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也是《每周评论》的创办人与作者。他以“若愚”为笔名，在《每周评论》发表了8篇文章。改革开放以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指出，王光祈的思想“有着鲜明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空想色彩”，他和周作人（仲密）、高一涵（涵庐）、张申府（张赤、赤）等都是《每周评论》“经常的撰稿人”，并“执笔撰写过一些社论”。书中还简略地介绍了王光祈的《国际社会之改造》一文[1] 42，44，53。
2010年，赵崇华发表《王光祈与<每周评论>》一文，通过翔实的史料得出结论：“王光祈不仅仅是《每周评论》的撰稿人，也参与了刊物的发起工作。”作者还从“揭露巴黎和会及其‘国际大联盟’，主张以平民的自治团体组成没有国界、种族区分的新国际，实现真正的和平”“揭露黑暗的政治现实，抨击国内的军阀政党政治，提出要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切强权”“追寻理想的现代民主政治，提出了司法的独立和教育的独立”三个方面论述了《每周评论》时期王光祈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作者认为：“王光祈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进步思想的代表，基本反映了《每周评论》群体的思想概貌。”[14]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每周评论》发起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王光祈、周作人等多个人，而不是仅有李大钊和陈独秀。学者们还考证出《每周评论》上“明生”是北大教授陶孟和的化名[15]，“程生”则是北大教授程演生[16]。
（二）多角度构思《每周评论》对社会主义的传播
正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所言，《每周评论》上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非常少，但《每周评论》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进步刊物，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贡献已为历史定论。因此，后来的研究者要破解这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一个构思和构建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精细地解读历史，巧妙地解开历史扣袢的过程。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19世纪，从逻辑上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个人主义社会的核心就是竞争，也就是市场，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必须是合作和团结。这就使社会主义有了各种可能性，从为了社会利益而对自由放任经济做些许修正，到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可以归之于社会主义”[17]。这说明，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思潮是复杂的、多元的。瞿秋白说，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18] 26。五四时期《每周评论》上宣传的社会主义也是多样而复杂的。改革开放以后，多位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2021年，章育良、张淑芬避开了不少研究者常用的“《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这类标题，改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传播：基于<每周评论>的审视》为题，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作者从思想传播的角度，探讨了《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几条路径：通过“设置国内外热点时政议题，打破民众对内对外资本主义政治的幻想”；通过“设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议题，形成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反差，使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念倾向社会主义一端”；通过“舆论领袖的学理争论助推社会主义传播”；通过“激化了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心理……引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19]。
虽然《每周评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非常有限，但在惯性思维和学科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下，仍有一些研究者（特别是硕士研究生）选择了《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这个主题。鉴于以《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这一主题作硕士论文的研究生较多，下面笔者把这一主题的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分开叙述。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至少有12篇硕士论文以《每周评论》为主题，在这12篇硕士论文中，直接以《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主题的有5篇②，另有4篇在内容上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③。这些以《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主题的硕士论文，不少因资料不足，存在东拉西扯、论证无力的问题，如高艳喜论文的第五章“《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主要途径”下的四个目——“在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揭露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剥削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世界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经验教训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有牵强附会、胡乱联系之嫌；孙惠娜的论文，把“《每周评论》对欧洲革命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经验的宣传”放在第三章“《每周评论》对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的宣传”中，从逻辑上看也不够通顺。其他的硕士论文，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但这些论文也为《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观点。
（1）细致地叙述了《每周评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观点。孙惠娜用列表的方式呈现了《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献，并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述说了《每周评论》上的相关内容。她认为：“《每周评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从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做了系统的阐释，与无政府主义等做比较，将马克思主义从其他主义中分离出来，有助于促进人们科学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20] 23-25这一论断除了“系统的”这个定语不够严谨，其余的都还比较公允。
（2）讨论了《每周评论》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问题。黄景以五四运动为界线，把《每周评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讨论了这两个时期《每周评论》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他认为，前期的思想来源于日本，受日本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阶段《每周评论》“关注经济上的人人平等，强调经济问题要首先解决”[21] 30；后期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俄国，受俄国化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学说的影响，“《每周评论》一改此前偏向议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正义性，另辟蹊径通过对其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银行法与废除遗产制度的介绍，尤其突出这些新法律新规定对工人阶级权利的保护，与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专制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1] 38。同时作者也认为，《每周评论》上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来源、前后两个时期也不是绝对隔绝的，是“《每周评论》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增加了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不是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取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作者还认为，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中有选择性地进行传播，依据实际需求而博采众长……，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启”[21] 42。
（3）正面肯定“问题”与“主义”之争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年轻学子们的思想束缚较少，他们不仅大多能理性地看待“问题”与“主义”之争，而且积极肯定“问题”与“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李家勇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角度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一个目标，两条道路”的分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双方最终目的就是要开创‘一条现代道路、中国道路’。可以说，双方为了一个目标走向了两条道路：文化启蒙（救人）与政治救亡（救国）。概要地说，第一条道路主要是着眼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对西方一切先进的思想取‘拿来主义’。第二条道路则更看重行动，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的最佳途径，谋‘根本的改造’。‘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双方原本就是从‘救国’一点出发的，至于先救人，还是先救国，这本来只是一个经验总结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其救国的初衷。”[2] 93文琼瑶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积极意义有“进一步巩固李大钊的舆论领袖地位”“影响同人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自由探讨空间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等三个方面[22] 30-32。吴晓认为，每周评论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吸引着更多的知识青年关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拓展了空间”[23] 37，39。孙惠娜指出：“在这场论战中，胡适所扮演的是批评‘空谈主义’的角色，恰恰是这一批判，使得主张彻底解决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的‘空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得以区分开，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敲响了警钟，改变了以往偏重纸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方式。”[20] 33黄景也指出：通过争论，“李大钊等人开始充分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的重要性，更加意识到除唯物史观外，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同样重要。这正是《每周评论》中‘问题’与‘主义’论争所带来的有利结果”[21] 47。
（4）讨论了《每周评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足。如前所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已经提及《每周评论》上刊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文较少。改革开放以后，年轻学子们进一步讨论了该刊未能系统、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缺陷。黄景用“碎片化导致思想缺乏系统性”来概括《每周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与宣传中的缺陷。他一方面肯定“《每周评论》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以时政批评为基础，因而往往是基于某一具体时政而进行的观点阐发，表现为更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每周评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本中至少有超过40%的文本依托于时政而阐发，偏于碎片化，因而整体上使其缺少系统化的理论传播”[21] 47-48。吴晓指出，这种仅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依据的做法，“会对人们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带来某些负面影响”[23] 49。
在期刊论文方面，焦柯楠认为，《每周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恰值社会变革，传播环境错综复杂”“传播主体思想先进”“传播受众定位清晰”“传播目的兼顾学理性和实践性”四个特点[24]；龙国存讨论了《每周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认为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态度从犹疑到肯定”“既大力宣传和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介绍其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正确地抓住了主旨，但也存在某些偏差”等缺陷[25]。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式革命是三个有一定联系同时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26]。虽然有很多学者在讨论《每周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时，喜欢把宣传十月革命纳入进去，但也有学者更愿意单独考察《每周评论》对十月革命态度的变化。谭锐认为，《每周评论》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一个从初期的“质疑、责难”，到中期的“关注、推介”，再到后期的“思考、研究”三个阶段[27]。
（三）全面、深入地发掘《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通常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包含三个概念：五四前的启蒙运动或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前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五四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继续高涨。《每周评论》与这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改革开放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对《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叙述比较简单、也比较经典，即《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和《新青年》互相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 41。在五四运动中，跟踪报道学生和市民的爱国活动，批驳了梁漱溟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四运动的错误看法，“站在运动前面，热烈地歌颂了这一运动”[1] 60，对推进运动的发展和取得胜利起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翟俊涛的《<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和张天安、赵东喜的《试论<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河南职技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大体上沿袭了这一思路和看法。
在《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方面作出较多突破的是李家勇，他用“媒体诱发新闻——五四运动前的《每周评论》”“媒体扩大新闻——五四运动中的《每周评论》”和“媒体思考新闻——五四运动后的《每周评论》”三个阶段来叙述《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者认为，在第一阶段，《每周评论》“纵览天下大事”“寻求治国良方”，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在第二阶段，《每周评论》“如实报道运动的发展情况”“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回击反动派破坏五四运动的言行”，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三阶段，《每周评论》回顾和反思五四运动，在历史上首次概括总结了五四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作者还认为，《每周评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还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因时代而创办的媒体”和“一个因媒体而出现的时代”[2] 99-117。从前者看，《每周评论》是一个因五四大时代而创办的时评刊物，从后者看，《每周评论》和《新青年》《新潮》《国民》等一起孕育了五四运动，创造了“五四”大时代。
改革开放前对《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阐述比较简略，仅是简单地说，“在五四革命风暴酝酿成熟的时期，《新青年》的形式和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了”，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陈独秀等人在《每周评论》上，除了议论政治、针砭时弊外，还出版特别附录，声援新文化运动[1] 41，46-47。
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全面、细致地发掘了《每周评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宣慧晴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每周评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1）“《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新文化运动转向政治的一个明显的信号”；（2）“《每周评论》的创办，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新的阵地，也赋予了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政治情感”；（3）“问题”与“主义”之争，使“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在《每周评论》时期走向前台”[28] 261-269。
《每周评论》是启蒙思潮的产物，又助推了启蒙思潮的发展。徐天宜将该刊上启蒙思想的内容归纳为“主张公开使用理性：争取思想、学术与集会自由”“提倡人人平等：重申女性与劳工的社会地位”“强烈怀疑一切：反对军阀专制与帝国主义强权”“崇尚知识：重视发展教育与传播科学思想”等四个方面[29] 25-43。徐天宜还探讨了《每周评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历史贡献：其一，“瓦解”了旧礼教旧思想，“批判”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五四时期民众思想的启蒙”。其二，《每周评论》率先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促使新文风出现”；在平台内部不排斥不同的声音，“助力自由讨论之风兴起”；“将政论与新闻报道相结合，夹叙夹议”“推动政论性报刊的发展”。这一切都对五四时期新闻工作的改革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9] 58-62。
李家勇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讨论了《每周评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每周评论》有“凯歌高奏的启蒙之功”，对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由思想启蒙到社会革命的迈进”“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由旧文化到新文化的过渡”，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历史局限性看，一是该刊宣传的思想“杂糅”，包含了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学说；二是“过于强调救亡而否定启蒙”，有“革命压倒启蒙”的趋势；三是存在“全盘西化的倾向”；四是“思想文化的工具化——以‘工具’的意义对待西方文化中的‘价值’与以‘功利’的意义对待传统文化”[2] 149-163。
（四）引入话语分析，探讨《每周评论》的宣传话语
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discourse）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谈论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已出现的话语（discourse）的言说。”[30] 21作为一个宣传性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不仅要敢说话，而且要懂得什么时候说、怎么说，换言之，要有表达的技巧和艺术。话语分析是西方语言学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概念，并在七八十年代形成了系统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学界开始零星地介绍该理论，至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开始大规模宣传和运用该理论。由于时代的局限，改革开放以前，尚无人探讨过《每周评论》的宣传话语。
较早分析《每周评论》宣传话语的是黄小娟，她分析了《每周评论》上“社论”“随感录”“特别附录、专刊”“新文艺”等栏目的革命话语。作者认为，《每周评论》的社论从政治态度看，有一个不断走向激进的过程，“政治态度、革命话语表现得越来越明确”，最终走向了“和军阀、封建势力、政客全面宣战”；从妇女解放的角度看，相关文章注重运用“对话”和从社会制度上讨论问题，“对于唤醒妇女个体解放意识，挣脱封建贞操观束缚，追求独立人格和自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感录中的革命话语包括“反对旧的体制”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两方面的内容，相关文章“从细节入手，以小论大，精辟明快”。“特别附录、专刊”中的革命话语包括“新旧思想冲突”“报道、宣传五四运动”两个方面，前者的话语“既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又体现了临危不惧的胆魄”，后者话语的特点是客观、“如实报道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有力回击了破坏运动的言行。《每周评论》上新文艺栏目革命话语的特点是“高扬着‘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两面鲜艳战旗”“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其革命性的一面，使读者乐于接受、易于接受”[31] 12-33。2021年刘洋在硕士论文中认为，《每周评论》的革命话语从来源上看，是对“三民主义话语”“苏俄革命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借鉴、吸收和融合[32] 22-26，《每周评论》的革命话语具有“善用白话，语言通俗”“转载引用，强化宣传”“明示结论，观点犀利”三大特点[32] 45-47。
所谓宣传就是运用大众传媒等载体，有目的有倾向地传播一定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宣传不限于话语，但离不开话语，特别是在大众传媒还很有限的20世纪初年。作为一份时评性很强的政论刊物，《每周评论》的宣传和舆论动员色彩都很明显。黄慧研究了《每周评论》的反帝反封建宣传，认为该刊在反帝宣传上具有“以事实说话，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利益的侵犯”和“抓住反帝的实质，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勾结”两大特点；在反封建宣传上，具有“语言流利畅达、态度决绝，全盘否定封建文化”和“个人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相结合，触及反封建的本质问题”的特点[33] 24-25。郝茜从“观念传播”与“事实报道”之间矛盾与张力的角度评说了《每周评论》的舆论动员。他指出：“‘文人论政’重在‘观念传播’，它是国家濒临危亡时，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参与国事、针砭时弊、启迪民智、表达政治理想、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疑属于文人论政，但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等人的言行与五四时期兴起的“新闻本位”和“事实传播”相背离，恰恰相反，《每周评论》的创办“在当时不仅没有阻碍新闻业的发展，反而进一步推动报刊向‘新闻本位’原则的靠拢”，这是因为陈独秀等人“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化进步的最重要条件，其思想已经摆脱了早期‘观念传播’式的口号宣传，更多的是让读者进行理性思考”。就《每周评论》而言，其和晚清的文人论政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从受众看，“早期的‘文人论政’面对的主要是晚清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其语言难懂、受众有限。而《每周评论》则是在及时报道国内外新闻事实的基础上，采用新颖的版式，通俗的语言，向广大国民传递最新时事新闻与进步思想”。其次，从内容上看，《每周评论》虽以“评论”为主，“侧重于思想、观念的传播”，但其评论都是“根植于新闻事实的，并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概念，并非空洞的说教”。《每周评论》“以提供新闻事实为主”，对南北和议、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细致深入的报道，“不仅让当时的国民了解事情的发展动态，也为现在的学者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三，从传播环境来看，“《每周评论》是由知识分子自主集资创办的，具有经济的独立性，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其经营模式也更具商业化色彩，代表了报刊之后的发展趋势”。最后，从传播效果看，在《每周评论》的带动和引导下，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评论性的报刊，如《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珠江评论》《钱江评论》《双十评论》等，“这些报刊的出现与发展都促进了我国近代报刊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34] 44-45。
改革开放以后，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每周评论》的期刊论文仅梁清梨的《以新闻评论建构独家话语体系——基于陈独秀<每周评论>的分析》一篇。在文中，作者从“以新文化精英视角确立独家话语的权威可信”“以多层面的新闻观照凸显独家话语的多样丰沛”和以时新性、平民性、前瞻性“构筑独家话语体系需要具备的鲜明舆论特质”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每周评论》的独家话语体系[35]。
（五）另辟蹊径：《每周评论》栏目、经营、传播技巧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每周评论》总共只有36期，总字数（含中缝广告）不到46万字，众多的学者从相同或相近的主题去研究刊物的内容，不仅不容易有新意，而且还会出现重复。以《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这一主题为例，5篇硕士论文，不仅题目相似度很高（《<每周评论>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每周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每周评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而且有些论文的部分章节设计也相仿，因此，要突破，就要创新，就要另辟蹊径。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从栏目、经营、传播等方面对《每周评论》进行了研究。
栏目研究：《每周评论》的栏目很多，除在创刊号上预告的“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以外，还有“欧游记者特别通讯”“读者论坛”“译论”“杂录”“名著”“书评”“论说”“介绍新出版物”等，近20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只是简单提及了创刊号上述说的12个栏目，称赞“随感录”中“有不少是尖锐抨击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短小精悍之作，这就使《每周评论》具备了同时期资产阶级报刊所缺乏的革命性与战斗性特质，也为刊期较长、以发表长篇论文为主的《新青年》所不及”[1] 43。此外再无更多的论述。
2023年，高强对《每周评论》的“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两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两大专栏密切勾连着当时的中外政治思想动向，是深入认识‘五四’思想文化发展更迭的重要窗口”。作者从“巴黎和会与‘国家五四’的发生”“南北和会报道与政治革命的出场”“国外政局新貌与革命取向、革命主体的确立”三个方面研究了《每周评论》“国内外大事述评”与该刊政治革命话语的关系。作者通过对这两个栏目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述评国内外大事时，“《每周评论》总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言，结果便在《新青年》‘个人五四’的基础上，增添了‘国家五四’的维度”。“国家问题”也是五四新青年们非常喜欢谈论、关注的话题，并且“越到后来，对于个人层面的关注便越来越偏向、侧重于国家层面的论述”。“‘国家五四’既是‘个人五四’的发展延伸，更是对‘个人五四’的修补和完善，只有将这两种思想面貌合而观之，方能把握‘五四’的全貌”[36]。
经营研究：李家勇从资金来源和销售模式两个方面讨论了《每周评论》的经营问题。该刊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同人资助”“卖报收入”“广告收入”，并通过“不支付稿酬”等方式节约资金。该刊的销售模式有：利用北大这一无形广告，形成“品牌效应”；把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安徽泾县商会会馆，增加杂志销售的商机；在栏目和内容上“面向大众”，扩大读者成分；积极进行广告宣传，利用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等组建高效率的发行所和代派所[37]。
传播技巧：徐天宜通过对《每周评论》上前25期的184 篇评论作品进行阅读分析，认为该刊的评论作品具有“以议程设置引导舆论”（优先刊载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评述、以附录专辑形式进行专题报道）；“信息来源诉诸权威”（转引其他有影响力的刊物评论、刊载有影响力的作者作品）；“革新文风以贴近民众”（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语言通俗易懂；巧用比喻，生动形象；旁征博引，诉诸理性；明示结论，观点犀利）；“改进编辑排版以吸引读者”（头版内容全部留给国内外政治大事件；栏目设置多样化；标题制作醒目清晰）等特点[29]。
与其他进步期刊的关系：《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仅简单地说《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相互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 41。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对《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李家勇通过对第五卷第六号上刊载的《每周评论》出版广告的解读，指出两刊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的姊妹刊物。“《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重在批评时政；《新青年》以不谈实际政治问题为基本方针，《每周评论》则专门讨论本国和世界的政治。两者共同为时代输入新思想，实际上将思想文化斗争和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新趋向”[2] 14。刘彦伯、祝彦也认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是良好的互补关系，“如果说《新青年》是陈独秀建立的思想启蒙‘中枢指挥部’的话，那么《每周评论》就是‘前沿阵地’；如果说《新青年》在广义的‘五四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话，那么在狭义的‘五四事件’前后，起到推波助澜和引领方向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每周评论》”[5]。
《每周评论》与《星期评论》在五四时期被并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38]。王天根通过对《星期评论》创刊后胡适撰写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胡适与《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等人的通信，特别是《每周评论》被查封后《星期评论》惺惺相惜的反应，指出两刊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南北舆论“遥相呼应”的“侧影”[39]。
三、研究中的问题与今后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在《每周评论》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继续努力。
1. 就人物与《每周评论》的关系而言，过于集中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上，对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王光祈、张慰慈等人的研究非常少，今后应在继续发掘陈、李、胡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思想和活动的同时，加强对这些研究较少的人物思想和活动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每周评论》群体的思想和活动。
2. 就《每周评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而言，要弄明白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不能把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等同于我们今天的概念，从而导致对社会主义思潮认识的狭隘化，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每周评论》上活跃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
3. 就《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而言，目前的研究属于宏观地讨论《每周评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助推，在运用资料和细节分析上还有所欠缺。
4. 在《每周评论》话语分析上，目前的研究尚属于浅表和初级阶段，今后的努力方向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话语中还充满着神秘的力量。因此，当我们围绕《每周评论》中的革命话语这一主题展开研究时，不仅要对具体的话语形态进行研究，还应针对《每周评论》中的不同作者或群体对革命作出的话语表述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话语背后蕴含的权利关系，进而展现《每周评论》中的革命话语在形塑社会政治文化过程中担当的角色、发挥的作用。”[40] 51
5. 在《每周评论》的栏目研究上，目前仅对“国内外大事述评”作出研究，其他有待研究的栏目如“社论”“随感录”“新文艺”等还颇多。在《每周评论》的传播方式上，目前仅讨论了该刊评论类作品的传播技巧，其他的如文艺、书刊评介等众多作品的传播方式尚无人问津。今后可以把栏目研究和传播方式研究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研究的互动与共进。
6. 五四是个张扬个性、思潮喷涌、思想勃发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争着发表自己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个人解放与国家发展、社会改造与进步等问题的看法，为此创办了大量的报纸杂志。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诞生了约1800种期刊[41]，这些期刊共同形成了五四大潮。由于这些期刊大多创办在1919年以后，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们的前辈——《新青年》及其姊妹刊物《每周评论》的影响。要一一探究这些刊物与《每周评论》的关系自然难以做到，但当时的一些重要刊物，如《新潮》《国民》《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觉悟》副刊等，其与《每周评论》的关系，应该得到研究与发掘。只有全面地考察了五四时期重要期刊之间的互动，才能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
总之，《每周评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地方还颇多，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宏观上重视该刊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变迁之间的关系，微观上注意探讨尚未得到重视的人物、栏目、思潮，同时要注意另辟蹊径，寻找新思路，只有把宏观与微观、融入与溢出、文本与学理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推动《每周评论》研究的进步。
//注释：
① 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为表 1中的文章序号，下同。
② 这 5 篇论文分别是高艳喜：《<每周评论>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江西财经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孙惠娜：《<每周评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7 年硕士论文；刘曼：《<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河南大
学 2017 年硕士论文；吴晓：《<每周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安徽师范大学 2017 年硕士论文；黄景：《<每周评论
>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湘潭大学 2020年硕士论文。
③ 这 4 篇论文分别是李家勇：《<每周评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山东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论文；黄小娟：《<每周评论>的
革命话语研究》，华南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论文；郝茜：《<每周评论>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舆论动员》，河北经贸大学 2015 年
硕士论文；文琼瑶：《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的舆论斗争研究》，暨南大学 2015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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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Research on Weekly Review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YANG Hongyu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cademic research on Weekly Review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of Weekly Review, with increasingly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s of historical figures; 2. Expanded research approaches regarding Weekly Review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exploring the journal's role in spreading socialism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3. In-depth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ekly Review a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4. 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detailed examinations of the journal's columns, operations, and dissemination strategies; 5. Discourse analysis of Weekly Review's journalistic propaganda, opening up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Weekly Review research; socialism; new culture movement; marxism; may fourth movement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周评论》研究”（22BDJ034），项目负责人：杨宏雨
[作者简介] 杨宏雨，男，江苏淮安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