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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理论视角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路径研究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4年第6期 浏览:32次 发布日期:2024-06-14 10:01:51

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四梁八柱”制度框架与覆盖城乡的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正向着“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已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如何高质量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在分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历程与问题的基础上,基于共生理论,剖析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基于共生理念的建设路径。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演进分析

(一)政策历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标志着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明确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重大历史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011年,为适应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保障城乡公民平等享有基本文化权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任务,强调城乡文化不可分割,要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2]。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作出具体安排,提出将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建立公共文化服务联动机制[3]。2021年《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加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列为发展原则[4]。《“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列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首要任务,提出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机制、加强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对口帮扶等建设要求[5]。

在政策的持续引导支持下,中央和地方依托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等系列文化惠民工程,投入大量公共文化建设经费,支持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城乡文化资源共享,有效弥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足问题。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33932个[6],实现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全覆盖;截至2021年底,全国建成文化馆和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县(市、区)分别达2672个和2636个[7],促进了城乡文化设施的互联互通。1995年起,中宣部等部门开始组织“文化下乡”活动,1996年《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发布,1997年起“三下乡”在全国铺开[8],借助城市文化服务队伍,向农村送图书报刊、戏曲、电影、演出活动等。除实体资源和服务建设外,政府还积极推进智慧图书馆体系、公共文化云、公共电子阅览室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推动城乡线上线下的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共用的一体化发展。

(二)主要问题

在国家政策和项目的推动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制度性落差依然存在,一体化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文化惠民工程旨在满足村民读书看报、看电影电视、进行公共文化赏鉴等需求,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同质化,同时“文化下乡”强调处于强势地位的城市文化向乡村的辐射扩散,处于城市边缘的乡村成为城市文化的输出地,对乡村自身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本地传统文化照顾不够[9],以城“带”乡异化为以城“代”乡,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趋同,失去了乡村的本土特色。二是乡村居民对城市文化的接受度有限。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主要表现为项目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让城市决策者将城市经验和措施落地,按照标准化、规范化、城市化理念等开展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掩盖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性、民族性和情感性,乡村天然作为被替代或改造的落后对象,这就导致村民自身的文化需求表达受限,村民弱参与的问题明显[10],国家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率在下降,陷入内卷化的僵局[11]。三是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乡村公共文化要素资源正在流失,经济发展薄弱、人力资源外流等,使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面临需求不足、资金短缺、人才流失、传统文化消逝等问题,而文化志愿队、流动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资源呈现间歇性供给、“重送轻种”等特点,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生动力不足[12]

这些问题与“文化下乡”蕴含的城市文化中心主义逻辑密切相关,其忽视并弱化了乡村内生性文化的价值作用,强化了乡村文化落后的刻板印象,破坏了乡村文化自组织要素的生态平衡。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将城乡作为有机的整体,重视乡村文化保护传承,挖掘乡村比较利益、缩短城乡受益距离、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布局,促进城乡文化的平等交流与融合共生发展[13]。基于前人研究,可将一体化研究经常引用的生物学“共生理论”作为理论基础[14-15],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等角度揭示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共生的内在机制,为高质量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与路径参考。

二、共生理论及其在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建设中的适用性

(一)共生理论

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ton de Bray)首次提出“共生”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16] 1。1998年,袁纯清用共生思想研究小型经济与大型经济的发展问题,将共生理论引入国内社会研究,指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17]。该理论包括三个核心概念:一是共生单元,指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单位,可以是生物体、个体、组织、系统等,它们在共生关系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是共生模式,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包括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三种关系;三是共生环境,指共生单元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共生单元的成长与发展,包括正向促进环境和反向制约环境。该理论强调协商与合作是共生的本质特征,共生单元要通过平等协作解决彼此发展间的矛盾冲突,以局部共生平衡推动整个共生环境的系统性优化,实现共生环境中不同共生单元的对称互惠。

(二)共生理论在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建设中的适用性

城市和乡村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18-19]。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共生理论已成为城乡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础,解释了我国城乡关系从病态共生向常态共生的演变过程[21],正在向“政治共享、经济共荣、文化共融、社会共建、生态共治”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方向迈进[22],成为城乡产业共生[23]、生态共生[24]、社会共生[25]、公共服务共生[26-27]的理论指导。共生理论也适用于我国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从宏观来看,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建设强调城乡文化互惠平等发展,传统城乡公共文化建设突出投入公平,以经费、设施、城市文化下乡等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填平补齐。“平等”是更高质量的公平,在利益资源公平分配基础上,强调城市和乡村主体性的发挥,肯定乡村文化自身地位[28],遵循城乡公共文化平等互惠的共生发展逻辑。从微观来看,囿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城乡公共文化建设主要强调城市向乡村的单向供给流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城市化”而非“本土化”。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共生强调协同互惠,城乡公共文化系统要耦合,减少城市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直接输入干预,要培育乡村公共文化的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内生发展、流动反哺,让城市文化“更城市”、让乡村文化“更乡村”。

三、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共生机理

要推动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共生发展,必须理解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建设中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理清一体建设的共生机理。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构成共生系统中参与主体的集合,包括供给方、需求方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共生系统的实现必须有能量传递、协同合作及新能量产生,也与共生度和共生密度有直接联系。从供给来看,公共文化主管部门和投入责任部门、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等是重要的高能量共生单元,其发挥着决策者作用,通过政策制定、制度设计等方式,调动公共文化经费、公共文化设施、群众文化活动等不同类型能量要素,促进城乡公共文化生态系统的耦合共生。从需求来看,城乡居民也是重要的高能量共生单元,其作为服务参与者和供给合法性的根本来源,除接受供给方能量要素外,还可通过积极或消极的参与反馈,产生新的能量,影响供给单元运行模式与机制,重塑不同共生单元间的能量传递效果。从其他相关者来看,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也是重要的共生单元,他们作为供求双方之间的桥梁媒介,会通过影响供给与需求参与,产生新的能量,影响共生系统中能量的生成与传导过程。

三类共生单元的共生度和共生密度对共生系统建设十分重要。共生度体现共生单元间产生能量的相互影响程度,城市与乡村公共文化共生单元保持较高共生度,会让彼此能量传递频率加快并产生更多新的能量,确保共生系统的持续发展。而共生度与共生系统中同类共生单元数量,即共生密度,也高度相关,城乡公共文化共生单元密度差异是影响共生度的重要原因。当前,新型城镇化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共生单元密度下降、能量交互下降、影响力不断式微,而城市共生单元持续增加,其共生密度、共生度、创新活力在不断提高,成为制约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建设共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指共生单元相互结合的形式,主要分为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关系三个层次[16] 8,若共生系统不产生新能量且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单向流动,则为寄生关系;若共生系统产生新能量但能量只向一方流动,则为偏利共生关系;若共生系统能够产生新能量且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则为互惠共生关系。基于此,依据党中央对公共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生关系初步分为非共生关系、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三个阶段,阶段划分以2005年和2011年为两个节点。其中,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9],因此,2005年之前城乡公共文化共生单元独立发展,可称为“非共生关系阶段”,2005年之后开始进入共生阶段。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合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30],强调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和以城带乡联动发展,凸显城乡之间的关联互动。2005年至2011年间,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发展是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部署,突出“以城带乡”,作为寄主的城市向作为寄生者的乡村进行能量转移,没有新的能量产生,主要按城市文化需求特点规划设计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农村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被忽视,可将这时的城乡公共文化共生关系称为“寄生关系”。2011年后,城乡公共文化被作为一个整体统筹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地位提高,城乡公共文化共生单元间产生了新的能量,乡村共生单元能量开始向城市流动,但主要表现为城市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尚不足以对称互惠,可称之为寄生关系进化之后的“偏利共生阶段”。城市文化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并被带入乡村社会,而乡村空心化导致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乡村公共文化陷入供给冗余与参与不足并存的效率困境。但这种城乡差距正随着乡村振兴和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而缩小,体现为“村超”“村晚”等乡村文化品牌的持续走红,推动城乡公共文化共生关系向着对称互惠的方向迈进。

(三)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能够维系、共生模式能够运转的外部条件,共生环境变化会影响共生关系的发展。共生环境可分为正向环境和反向环境两类,其中正向环境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向对称互惠方向发展,如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文化技术等。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求“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31],带动国家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社会力量与群众参与机制优化,使得经费、设施、活动等能量要素在城乡公共文化共生系统之间高效传导,促进城乡公共文化共生系统向对称互惠方向发展。信息技术普及为城乡协商合作提供技术支撑,如公共文化云、文化大数据平台等,城乡居民可借助数字平台展示传播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互惠互促。反向环境限制城乡公共文化共生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如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政策“一刀切”等。共生单元的地位平等是共生关系形成的前提,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地位不平等长期存在,不利于城乡共生系统的发展;再如城镇化无序扩张,导致乡村人口离土离乡离农成为常态,不断消解乡风民俗、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等,导致乡村社会文化根基悬浮,加速乡村社会离散与意义消解,表现为乡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不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效率不高等。

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树立共生理念,坚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生单元的平等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要树立城乡平等的共生观念,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促进城乡共生单元间的对等互惠。一是坚持城乡文化地位平等的政策导向。以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32]为蓝本,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坚持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同等地位,致力于达成城市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体化,保障城市和乡村社区享有平等获取资源要素的权利和机会。二是以乡村特色公共文化品牌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城市文化输入不断冲击乡村本土文化,削弱了乡村社会发掘本地文化的信心,缺少向城市进行反向文化输入的视野与能力。要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底蕴,创新打造乡村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利用“村晚”“村超”等城乡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转变社会对乡村文化落后的刻板印象,丰富美丽乡村特色文化的品牌内涵,重塑乡村社区的本土文化自信,激发村民的文化创新活力。三是调动村民参与热情,健全乡村文化自组织生态。村民是文化发展的成果享受者,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建设者[33]。要配齐乡村文化自组织的资源要素,培育乡村文化社会自组织生态,完善乡村文化人才扶持体系,挖掘更多非遗传承人、文化能人、新乡贤等,孵化培育一批扎根乡村、群众主导、特色鲜明的文化社团和文艺队伍,搭建各类演出、竞赛交流渠道,打造适合乡村的文化自组织生态。

(二)优化共生环境,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的政策体系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互动与共生关系形成的条件,要优化城乡公共文化共生发展的共生环境,挖掘和优化正向环境、消除和改善负向环境,为城乡公共文化对称互惠共生关系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策、制度与要素支撑。一是健全村民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充分发挥城市文化下乡的互动平台作用,让城市与乡村特色文化互惠互促共生。健全“以需定供”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充分调查城乡居民文化参与特点,采取“菜单式”“订单式”“自助式”“评价制”等供需对接机制,让城市文化供给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关联,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留守人口就业技能培训、养老和育儿知识科普等,让体现乡愁记忆的乡村特色文化项目登上城市舞台,实现城乡特色文化互惠互利共生。二是完善乡村特色文化培育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开展“一村一艺”等行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乡村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民俗活动,也有文化礼堂、文化广场、家族宗祠等文化空间,要充分借助政府政策与社会力量等能量要素,推动乡村文化资源资产化、资本化,健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的配套政策,促进文化与旅游、休闲、康养、生态、农业等融合共生发展,增加乡村共生单元的共生密度和共生度,连接更多相关领域扶持政策,优化共生环境。

(三)完善共生机制,确保城乡公共文化互惠共生一体发展有效落地

要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有效落地,必须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互惠共生的实施机制。一是完善合作机制。合作是共生的本质,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城乡合作关系。要全面推动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为抓手,引入社会力量合作,统筹各类社会空间和群众文化人才,提供新型的、复合特色的文化服务。以数字中国建设为契机,统筹推进“智慧城市”与“智慧乡村”建设,打造一站式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推动城乡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互联互通。推动城乡文化志愿者、文化专职人员互访交流,合作策划城乡特色公共文化活动。二是完善协商机制。建立跨部门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建设协商联席会议机制,定期交流,高效推动一体建设各项工作。建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联盟,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机构和人员交流互动,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互惠共生发展。三是建立城乡特色文化项目联通培育机制。乡愁是城乡居民共同的情感[34],要鼓励乡村围绕城市居民的乡土情怀需要,打造富含乡情乡音的乡村文化项目,如“村晚”“村超”“乡村艺术节”等,并将其注入城市公共文化体系;鼓励城市围绕新时代乡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现状,打造村民喜闻乐见的先锋话剧、舞蹈诗剧、音乐剧等文化项目,在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展演展出,实现城乡特色文化对称互惠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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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梁]

Study on the Path of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ory

 

KOU Yin, ZHANG Jing

 

Abstract: Symbiosis theory provides a new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symbiotic unit formed by the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ystems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non-symbiosis, parasitism and biased symbiosis in the changing symbiotic environment, and is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tic relationship.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symbios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activation of the internal vitality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ymbiotic units, an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symbiosis, an increase in the density of symbiosis, and the continual improv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reciprocal symbiotic develop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symbiosis, so as to allow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e to form a reciprocal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ymbiosis theory;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24-04-09

[基金项目]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委托课题(240120063)

[作者简介] 寇垠,男,湖北襄阳人,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文旅融合研究;张静,女,山东滨州人,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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