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知的深化，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热潮。在自然生态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性的对立统一性，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扎根中华大地，推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 A811；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5-0026-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始终同中华传统文化时空交织共存，并产生实质性相互影响，由此引发的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学术考量成为新时代重要的理论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生态辩论相结合？是否可以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化辩论提供富有成效的补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需要厘清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几个关键问题，即 “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创新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在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根植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时代之合[2]。新时代，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则以及“两个结合”的崭新命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为“两个结合”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与实践路径。近年来，由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知的不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凸显，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亦成为实践与理论结合发展的逻辑必然。在生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要扎根、开花、结果，其每一表现必须带有中国特性[3]，“第二个结合”因而也具有了更为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与生机活力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只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4] 14。早在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学习”章节中指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 53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不断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了一系列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过程。这种交流与互鉴体现出的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过程，即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双方不是互相吞噬、取代的对抗关系，而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趋势，各自得到不断发展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既有利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守正创新，又是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与生机活力的应有之义。

（二）实现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智慧。对自然与自然之道的思考一直以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农耕文明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朴素的自然观，习近平曾指出，儒家思想为解决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1]。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理论本身在朴素辩证法层面遭到了西方的科学主义、计算理性的质疑，如何破解质疑并实现新时代传统自然观的转化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一方面，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观念已被重新强调，并得到大众认可。在传统经典著作如《论语》《吕氏春秋》《老子》等中所蕴涵着的顺应农时、对自然取之有度，以及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进行自然恢复等宝贵思想，可以为现代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观提供依据。《论语》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适宜，更可以为建立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现代辩论提供富有成效的补充，这就要求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重审衡量传统优秀生态文化的价值标准。

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生态问题的阐释有其理论边界。首先，关于自然和自然方式的考虑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哲学通常表现为非二元论，传统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中普遍蕴涵着丰富且朴素的生态哲学思想。古代传统自然观大多来自古人的生产实践和思辨，许多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受用几千年，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在将传统价值应用于实践之前，仍需要审慎地考虑传统观念的明晰性难题。其次，“天人合一”自然观具有朴素整体论的特性，基于类比思维的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模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界限和必要张力，而遭到现代生态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天人合一”造成了认识论的主客体界限模糊。外在的自然世界变成了一个扩展的个体自我，整合了一切。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它都不能承认世界上的“差异性”，因为一切都被看作自己的一部分，没有差别的空间。中国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受到了重新审视、质疑和挑战。

如何破除对传统文化的狭隘理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实质上就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推进自然辩证法思想扎根中华大地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及其科学观集中反映在自然辩证法上，中国人民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认同度则取决于其在中国大地“扎根”的广度与深度。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与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的[6]。自然辩证法思想要在中华大地保持生机活力，就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紧密结合，实现文化的重生。

同时，马克思主义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其超越了神学论、有机目的论、形而上学机械论等旧自然观，构建了作为一般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价值观方法论遵循。一方面，在本体论上，马克思承认自然具有先于人、人类社会存在的价值。马克思曾提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7] 922，说明了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独立性，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界，强调“人化自然”，认为人与自然只有在实践基础上达到统一，自然才具有生存价值。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不同，马克思主张“人化自然”的观点，即，将自然界分为“人化自然界”与“以异化形式形成的自然界”[8] 128，其中马克思所考察的对象始终是“人化的自然界”[9]人的精神，即实践活动为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人在自然界中活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人自身的生活，人们通过“人化自然”的方式，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改造自在的自然界，当人们与自然界有机结合在一起时，手段最终服从于目的，也赋予了自然以生存价值。

新时代面对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们尤其要审慎思考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该向何处去。近年来，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如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评、施密特关于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研究、奥康纳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福斯特对“物质变换”概念的思考以及岩佐茂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着手去研究马克思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述[10]等等。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大多与其自身当下所处的生态政治的研究相结合，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运动、生态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要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权，就需要牢牢把握“第二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实践与运用，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中国话语来理解活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的观点融入中国人生态观念的血肉之中，作为新时代推进自然辩证法思想扎根中华大地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文化相结合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文化的结合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而是二者在理论上天然所具有的契合性，以及由这种契合性所指导的生态具体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融合与发展的过程。

（一）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互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二者在研究视域、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天然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1]，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能够扎根于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的重要因素。

由农耕文明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朴素的自然观，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仁民爱物的伦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本体论、辩证法与价值观上有内在契合的逻辑。首先，在本体论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坚持“自然第一性”的哲学观。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也是宇宙万物的运动形式。因此“道”就是自然，“道”就是天地万物之母，“道”就是一切，天地间的事物本来都是以“道”为基础所产生出的。这与恩格斯的“自然第一性”在本体论上有共通之处，即都主张自然对于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最终性、归根结底性。其次，在辩证法上，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阴阳相合”的自然运动观为精髓的生态观点揭示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及相通性，蕴涵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的辩证法、自然与人类的非同一性以及自然的相对自主性的所有论述都提出了一种辩证的人与自然观，即在这种自然观中，自然向占有它的社会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机械论唯物主义的否定，也是对辩证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物质转化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克服一直以来主导我们学术教育，并弥漫在我们环境科学知识中的机械论、还原论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二元论局限。最后，在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归宿，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分享了相同的哲学智慧。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实现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展望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观点相契合。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新发展理念，再到坚持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它们既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共生”生态智慧的表现，又是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 506这一观点的新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和发展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与发展性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

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上。马克思本就对传统文化有较深刻的论述，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能够对社会存在即社会实践的发展产生能动的指导作用，这为我们正确对待本国的历史与生态文化提供了思想启发。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运动的兴盛，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缠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一方面对旧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一些封建的、宗教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批判，即落后的社会文化会阻碍社会发展“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但另一方面其也传达了对宝贵的传统文化精髓进行吸收、继承的观点，“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3] 669,695。马克思不否认社会历史的进步以及历史社会中每个人的进步是建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的观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就表达了这一观点。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是辩证的，这种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的科学论述可以为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对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即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生态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指引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性体现为其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相互交织中共同向前。“第二个结合”是二者在生态领域动态的结合，而非僵化、静止的结合。当前，一些学者试图在当下的生态辩论中重塑中国传统观念的活力，中华传统优秀生态文化受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尤其是一段时期以来受西方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时而会受到现代环境思想的批判，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性来指导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开创性发展，克服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发展是前进的上升运动，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演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正如前面部分所论证的，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然观有其思辨性及模糊性的缺陷，而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自然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机运动的动态自然系统，有机运动可能指的是系统论，在马克思那里指的是辩证法，两者有诸多共同之处，即系统的自然是辩证的、动态的，是无穷无尽的自组织和自循环的过程，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和发展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最新成果。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蕴涵的丰富内容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科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特征有内在的契合性，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精髓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实践中，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呈现出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1.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延续的根，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孟子有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形成了一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路线，从而实现人心与天命的统一。《荀子·天论》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传统的自然观，截然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二元论自然观，而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和解的思想。

2. 中华传统自然观的整体性、动态性，符合生态自然观的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生态理念不仅在价值理念上与当下一系列生态制度设计相匹配，而且在生活实践中对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14]。一方面，中华传统自然观强调整体的结构和功能，其中所有的元素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造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大鲜明特色。“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意义的自然观，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基本精神，其要求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并且与西方哲学所认为的人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主客体二分法相区别。“天人合一”强调的不是宗教和不朽的灵魂，而是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天）的认同感。人是人类的意思，而天有双重含义：它指的是非人类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天人合一”在其意旨中既表达了人类积极适应自然规律的主动意识，也暗含了人类对自己不理解的超自然意志的遵从和尊重。另一方面，中华传统自然观说明了整体具有自运动、自调节的功能，能够保持自身的运动和永久的平衡。其功能来自于整体结构中固有的阴阳两种力，在董仲舒的理论中，阴阳被视为自然变化的两种功能和力，它们两者截然相反，但又互相依赖、互相转化。阴阳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与五行相结合，使五行结构具有内在的动力，具有自组织、自运动、自协调的特性，五行互相影响的原因是阴阳，从这个角度看，传统自然观更像是一种生态系统理论，其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发展大有裨益。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话语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第二个结合”所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求伴随着新的实践的进步，实现生态文化领域具体理论内涵的拓展、完善，以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5] 203。新时代在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重要而合理的价值观念这个问题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山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既符合当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解释，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想，也推动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创新性发展。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生态议题的重要论断，是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的关键力量。

（一）从天人合一的朴素整体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迭代

习近平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生存具有不可或缺性与不可替代性。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科学概念，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科学论述从整体主义的视角观测了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性，既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体现，更是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的“万物一体”等整体主义观念，观测自然万物要遵循“当观其全”原则[16]的体现。从系统论的视角观测“生命共同体”可以发现其是一个在自身规律和组成要素的帮助下进行自我复制过程的系统，系统基于共同体内部规律进行自我生成。正如山水林田湖草有它们生长代谢的因果作用机制，即它们生产自身。在生命共同体中，新秩序是从旧秩序中产生的，这种新秩序不能归结为单个元素，这是由于系统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因此，一个生命共同体不仅仅是各部分之和。生命共同体中秩序出现的过程称为涌现（突现），生命共同体可被看作是辩证思维的一种重新表述，是把自然看作复杂的、主动的、自我产生的、动态的过程。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活跃的生产过程，产生不同的组织层次（如物理、生物和社会），这些组织在一个系统的层次结构中，在这个动态的层次结构中上层系统具有区别于下层的新涌现特性。故此，要从动态系统的结构中去寻求新时代的生态治理之道。

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的新境界的理论证明，这一论述“廓清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地平线，奠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基础”[17]。“共同体”通常用来形容政治领域建立共同体来促进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或特定阶层人民的利益。传统的共同体理念强调社区的共同特征和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人来说，与其他人类或与自然社区的关系带来了相互尊重和公平的概念。生命共同体将这些共同特征，即公平分享、相互依存的概念延伸到地球上的整个生物群落。自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以来，西方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采用了有关自然的二元论道德立场，即从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以及最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自然界仅仅被定义为物质，并且只有那些对人类欲望和目标具有工具价值的物质元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论述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考虑中心，将非人类置于考虑的边缘或完全排除在考虑的框架之外的错误倾向，形成了新的文明形态。

由此，习近平关于“生命共同体”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实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朴素整体自然观到新时代系统整体自然观的本体论迭代。

（二）从“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转向

历史地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崇拜自然、超越自然与自然共生。这三个阶段的演变表明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一个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天定胜人”阶段主要存在于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未知自然的恐惧与无力，为自然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较大规模改造活动的神话色彩。“人定胜天”阶段伴随着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这个时期人类积累了一定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后，开始学会使用“顺应天时”的方式来克服不利条件，实现繁衍生息。战国思想家荀况就有“天行有常”，人“不与天争职”进而“制天命而用之”[18]的论述，所以“胜天论”充满活力，体现了理想中的人类超越自然做自己主宰的愿望，但这种充满斗争和征服气质的因素，其使用语境一旦超出了界限，便会酿成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自大的后果。

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范式阶段，人可以通过实践形成指导实践的经验、文化和意识。涉及这个新阶段的研究不仅包括生物与环境间的关系，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内在于生态科学领域的范式维度的相互联系。在这种新的理解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系统生成的生命共同体，这涉及到生物和生态组成部分，以及知识生产、技术制造得以进行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体系，还有生态学研究的范式与认识论维度。在所有生命的共同体中，每个成员或物种的行为都会影响整个共同体。人类现在能够比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生命形式对生命共同体产生更大的影响。当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时，我们的行为必须体现人类考虑其他生命和生态系统的责任和义务、必须体现出赞赏、共同养育和分享地球恩惠的道德。“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便生活得更好，以及承认普遍的自然后代，如大气、水、生物多样性、土地等都应该得到尊重和适当使用，而不是仅作为商品的对象。

（三）从自然的伦理价值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生态价值

自然或生态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东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探讨与争论的问题。关于自然的价值的思考，中国古代哲人们采用推己及人的方式赋予自然界以道德属性，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为仁？”（《春秋繁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宋元学案》）等，这些思想中蕴含着朴素的自然观。古人将仁爱之心延展到自然界的生灵之上，将“仁”这一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推崇为在对待整个自然界、天地万物时应遵守的准则，使得传统的伦理思想具有了生态性，演变为一种生态伦理。中国传统自然观赋予自然界伦理性，以启迪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

新时代，“两山论”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中蕴含着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的深刻道理。有学者从代内和代际两个视角提出了正确认识绿水青山的价值的方法，从代内的视角来看，经营主体可以通过良好生态环境的维护与改造来吸引游客和投资方以获得隐性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收益和显性的货币化收益；从代际来看，自然界的可持续化发展是当代人健康成长的关键以及人类子孙后代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19]。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不可再生的生态环境具有稀缺性和独特性，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赋予其合理的价格，进行有价有偿的交易，将优质的生态环境转化成居民的货币收入。比如，目前开展的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等正是为了凸显良好生态环境要素生态属性所蕴含的经济价值[20]。所以说，生态环境系统的生态属性本身具有经济价值。

总而言之，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探讨中华传统生态观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发掘其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价值观在今天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对中国发展给全球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指责甚嚣尘上，中国要为全球生态治理树立典范，致力于共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深刻揭示了现代性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又要传承和弘扬传统生态观的合理内涵，基于类比思维的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生态观具有较强的可理解性，而其整体观念略显笼统尚缺明晰性，但是一旦锈迹和尘埃被清理干净，仍会发出新的光芒，照亮未来，正如孔子所说，“温故而知新”。当前，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话语体系，我们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新时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与实质，科学解释干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未来走向，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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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The Inherent Mechanism and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Ecology

 

ZHAO Wei, YAO Bingxuan, GU Huiqing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triggers a research boo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ecology, based on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the scientific truth of " Marxism works "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clarify the inevitability, possibility, and innovation of combining Marxist ecological views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is an inherent meaning of rooting Marxist ecological outlook in the land of Chin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s with Chinese style, maintaining the evergreen tree of Marxist theory.

Keywords: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收稿日期] 2023-11-27

[基金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与特色研究项目（XJ2023001501）

[作者简介] 赵伟，男，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后，主要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姚秉轩，男，河南驻马店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顾慧卿，女，河南驻马店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