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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合文化及其国家治理意涵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24次 发布日期:2024-05-06 10:31:22

[摘    要] 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考察不是一个新鲜议题,诸多研究对此有所涉及。和合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勾连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和合文化的内涵和方法论进行解构,二是对和合文化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进行厘析。对待和合文化,秉持理性派的视角,既不盲目推崇也不过分否定,而是以其内涵的“原教旨”解读作为切入口。和合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在“人”这一议题上形成了显著的交集,如和合文化中的“人和”与当代国家治理中的“人民至上”,二者均重视“人”的主体性存在。和合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都未漠视天与人的关系探讨,和合文化中一个核心体现是“天人合一”,当下国家治理中的“两山论”正是对“天人合一”精神的延续。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和合文化中的“协和万邦”与当代国家治理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亦形成明显的互通性。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想;国家治理;生态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122;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5-0076-08

 

一、问题提出

1990年12月,在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演讲中,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旨在回答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其中,“美美与共”的要义是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秉持一种欣赏的态度与其他民族及文化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实现各自的成长,形成有机的共同存在。从“各美其美”到“天下大同”,是一个由浅入深、执因索果的过程,所关注的是在异质化的多方互动中谋求一种“融突”状态。实际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暗含着“和合文化”的基本意蕴,或者说是后者的一种简版概括。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维,对于和合文化,学界的认识褒贬不一,整体来说,主要形成三股声音,即推崇派、否定派以及理性派。在推崇派看来,和合的内涵无所不包,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和合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精神[1]。与之截然相反,否定派对于和合的地位秉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和合文化在学理上存在进一步商榷的地方[2]。在推崇派与否定派之外或两者之间,理性派则认为对于和合文化,没必要赋予过多的哲学意味,在内涵上进行理性解读即可,认为和合就是两个不同要素进行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现象、状态与过程[3]。尽管学界对于和合文化的认识存在争议,客观而论,就和合文化对中国政治社会所产生的正向影响而言,着实存在值得肯定之处。对于这一点,现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例如,大量研究把和合文化理解为中国协商民主成长的重要文化基础。

秉持理性解读这一原则,本研究特意把和合文化引入到现代国家治理场域中。和合文化是中国本土的资源培植与供给,其与中国的国家治理行动之间能否产生炫彩靓丽的“火花”?和合文化的作用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是如何展开和彰显的?携着以上疑问,本研究在对和合文化进行方法论或工具论维度考证的基础上,就其对国家治理所产生的实践意义进行厘析。为了体现本研究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针对国家治理的实践,本研究主要选取新时代以来我国最新的战略与主张,整体思路主要从三个向度进行分析:一是和合文化的人本观与“人民至上”主张;二是和合文化的天人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张;三是和合文化的邦交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二、和合文化的内涵解析:龢、和与和合

在张立文看来,“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4] 58。从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和张立文对“和合”的解读可知,对于和合文化,差异以及差异的处置是核心内容,在差异面前,和合文化不主张“水火不容”的零和思维,而是强调在冲突或不一中寻求可能的和平的融合方式,进而改变不同要素之间的旧状态、衍生新方式。

(一)从“龢”到“和”:字形变迁中的意涵解读与拓展

“龢”是“和”的一种甲骨文式书写,与“和”是古今异体字。对于“龢”,早期对其的解读主要分成乐与食两个理路。这里以乐为中心展开阐述,“龢”是一个形声字,“禾”是读音,“龠”指代一种乐器,《说文解字》中对“龠”注释为“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龢”(《尔雅·释乐》)。解构“龠”的字形本身,主要包括以下元素,即人、一、口、口、口以及册。对“人”的理解很简单,代表“乐手”本身,“口”则是乐器的孔数,数量上是三个或者更多,也可以指多种管乐,“册”则是一种记录载体,在这里代指“乐谱”,“一”则有多种指代可能,指的是一个人或一首曲子。连在一起,则可把“龠”理解为一个人遵照乐谱内容吹三孔的小笙或者指多个人共同吹奏一首曲子。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组成的乐队,执三孔的笙还是多种乐器都要发出彼此协调的声音,这样才会形成美妙的旋律,才会谓之“龢”,即“和声”[5]。

把“和”带出感官的最早推动者是史伯。史伯关于“和”的最核心观点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所谓“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国语·郑语》)。在史伯所言中,“以他平他谓之和”是对“和”的一般性概括。其中,“他”指的是异质性的事物,呈现出多样迥异的特征,彼此之间呈分离之状但并未脱离一个系统。与“他”不同,“平”的意蕴指的是不同要素在分离之际具有相互勾连的机制产生,这是在异质中实现共存共融的关系。是故,“以他平他”是这样一个过程,不同事物或要素之间既具有分殊之状,又会形成相辅相成的互存共融之势,进而会孕育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即“和”。对于“和”的反方向,顾名思义,就是缺乏异质和共融的过程,而是简单地表现为“一”。例如,音乐只有一个音调时,听起来就会缺乏“合鸣”之趣,这便可谓之“不和”的一种形式。

(二)和与合的叠加使用及基本释义

殷周时期,“和”与“合”是相互分离使用的,被赋予各自的含义,“和”在使用上有乐之美、声之谐之意,“合”则有上下唇合拢之述,恰如《说文解字》所云,“合,合口也”。“和”与“合”均强调异质的存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差异或分殊是二者共同关注的要点,细微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和”对异质的边界要求更加宽泛,一般而言,“合”的适应空间更倾向于在相互对立的关系处理中,例如上下、阴阳以及男女等。换言之,属于“合”范畴的往往归属于“和”,“合”在使用上是“和”的子概念。“合”的意蕴展开在对立关系上体现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促进孕育新事物上,与之相关的表述甚多,例如,“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在这里,“合”是作为一个工具,具有合成新事物的功能,在一对相互对立的关系中通过“合”的过程,来实现新事物的产生这一结果。虽然“和”与“合”存在略微不同,不过次不掩主,二者所具有的融合与交合的属性使得它们时常交互出场,二者的联用充斥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此,程思远就认为“和”与“合”的叠加使用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不同事物或因素之间呈现出两种并存的关系,既相互分殊又彼此紧密联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的生动体现[6]。在张岱年看来,“‘和合’一词起源甚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字表示,则称为‘和’ ”[7]。是故,“可以用具有哲学意义的‘和’解释和合”[8] 73。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被认为是“和”与“合”最早的组合使用。在这里,“商契”是人名,被认为是商之得姓始祖,帝喾之子,尧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五教”指的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故这一句话的意涵是商契能够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个品质有效实践于社会之中,使得所涉及的主体相互和谐,进而促使百姓安居乐业。这里“和合”被赋予日常伦理关系的规范意义,“和合”具有融合之意。管子是较早对“和合”进行整体表述的思想家,管子对“和合”的阐述中呈现出鲜明的治国强国意图,这也是诸侯争霸这一特殊背景所缔造的。管子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兵法》),这一表述的整体意涵在于按照合理有度的法则来对民众进行管理会有利于形成和平共处的关系,体恤民众、善待民众则有利于彼此融合互助,进而形成稳定团结的内部关系。在“和合”状态均能实现的前提下,在这样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中,不会忌惮外部的伤害。换言之,以与民相处为主要内容的“和合”状态为实现强兵富民奠定有利前置条件,进而在抵御外敌中变得有力、有利和有理。

三、和合文化的人本观与“人民至上”主张

“以人为本”的主张在中西方话语中并不鲜见。在西方世界,相信对于许多人而言,希腊著名智者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那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不陌生。在马恩经典话语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亦有所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予以肯定,“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 67。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主张多如牛毛、层出不穷,例如,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孔子、孟子对“以人为本”的关注主要是从“为民赋利”的角度来加以阐释,易言之,对于君主而言,欲实现长治久安,应尽力为民创造安稳的谋生环境,并设法为其增利创造条件。

和合文化对人本的关注是以对“人”的重视为起点。当然,对“人”的重视更是有一个宏观的文化和意识背景,并非仅是和合文化的原生创制。例如,荀子曾经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进行描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言下之意在于人是天地人中最为贵重和最为中心的。和合文化对“人”的重视,可以从两个维度得以捕获:一是对“人和”的强调;二是张立文和合学对“意义世界”的拔高。在“人和”之维,管子和孟子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管子提出“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孟子则提出一句耳熟能详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话语。管子这句话的意涵在于把“和合”视为民众德性的直接体现,民众只有习得“和合”,方能产生“谁也伤害不了”的强大能量。孟子的观点则更加直接和彰彰,通过天、地、人的层次化对比,来凸显“人和”在其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是管子还是孟子,均把“人和”当作实现成就的重要依据,“人和”在,事竟成。至于“意义世界”之维,和合学的建构是以“三世界说”作为总体构想,与生存世界(地)、可能世界(天)相比,意义世界(人)是处于中心点位置,人一旦阙如,生存世界与可能生存就会失去意义。易言之,在整个和合学建构过程中,人是其中的核心所在,和合学的意义是来自于人的赋予。

和合文化的人本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话语与行动中亦有所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密码在于“依靠人民群众”。以淮海战役来说,淮海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人民群众的支持不可或缺,“仅仅在鲁西南、渤海和胶东地区,1948-1949年间,人民群众就为前线做鞋700余万双,军袜200余万双”[10]。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国家政权的征途中始终未忽视“人民的力量”,并把“以人为本”当作党治国理政的一大遵循。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这是对“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演绎和升华。对于“人民至上”的意涵释义,主要包括“人民地位至上”“人民权力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标准至上”[11]。地位、权力、利益、标准,这些表述各有侧重,就其“灵魂”和背后的本质而言,都是要求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重视人民,要把人民的期待与诉求付诸改革发展的共和国伟业之中。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从传统文化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到和合文化对“人和”的重视,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主张,进行转换的一个基本逻辑在于对“人”的重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再熟悉不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在传统文化、和合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话语与行动中都得到了验证。而对于本部分研究的关注点“和合文化”与“人民至上”之间的勾连机制,也在这一维度得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与和合文化对“人”的重视如出一辙,不仅在话语主张上,在治国实践中也在不折不扣地践行。换一个角度来说,“人民至上”其实也暗含着一定的“人和”逻辑,表现在以“人民至上”为行动逻辑的党和政府发起“政府与人民之和”以及政府为“人和”的产生提供外部性保障。简单来说,党和政府发起“政府与人民之和”主要指的是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建立起良性的耦合互动关系,国家的努力与人民的期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政府“善政”“善治”,人民对政府的作为表现出较为满意和信任的态度。与前者相比,政府为“人和”的产生提供的外部性保障在外延上相对较小,属于前者的范畴,主要侧重于强调政府在创建互利、信任、文明、合作、团结、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体关系建构上的作为,为此,整体上显然要从文化、政制以及行动框架上进行突破。

四、和合文化的天人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张

天人观的内容是天与人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厘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积淀。例如,“‘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大宗师》);“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国语·越语》)。其中,“天人合一”是出场频率最高的表述之一,“天人合一”也是和合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对于“天人合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钱穆尤为推崇,在其暮年,以口述方式撰写的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对“天人合一”进行重新的认识与释义,“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2]。在这篇文章中,钱穆认为与西方文化衰落后未复兴相比,中华文化始终延绵不断,一个重要根由在于中华文化自古就不违背天命,不违背自然,又能与天命融为一体。由钱穆之言论可知悉,对于“天人合一”中“天”的理解,自然是他的一个趋向。实际上,把天与自然对等起来,季羡林也有这一认识,“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我相信这八九不离十,离开真理不会十万八千里”[13]。

在和合文化中,对“天人合一”的理解,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来说,“天人合一”的要义在于人与自然的和合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面性且辩证统一,既具有冲突发生的一面,又具有“融突”的意识和机制。在“天人合一”理念的规制下,在自然面前,人类既不能软弱退缩,表现出畏惧自然就是屈服于自然的姿态,也不能肆意妄为,把“人定胜天”作为终极追求,正确的选择应是秉持荀子所言的“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在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加以利用。这一点,与张岱年所言一致,“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既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应该肯定这种学说确有很高的价值”[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前进的征程中,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关系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并于2017年10月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两山论”中暗含着一对关系,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前者寓意自然,后者则指的是“发展”,自然与发展之间密切对接和转换起来。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一转换过程蕴含着一种发展理念,即绿色发展。“两山论”框架下,人类要摒弃“人类中心者”所主张的“人对自然没有任何义务”的观念,选择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承担不可缺席的守护之责,探赜人类的需求与自然的反馈之间的平衡点。为此,践行“两山论”,各级政府要一改过去唯GDP数据不惜“染上黑色的烙印”,努力探索以有效保护大自然为前提的绿色GDP之路,严守“底线”与“红线”。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变的是对经济发展的这一核心轴的注意力分配,不变的则是对待自然的态度,形成以长远、可持续发展为基本遵循的新时代人与自然之和谐、共生关系。

五、和合文化的邦交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在和合文化中,关于邦交观,最为人熟知的是“协和万邦”这一表述。“协和万邦”原文出处是《尚书·尧典》,完整表述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其大意是对尧功绩的颂扬,尧具有杰出的美德,有能力让家庭家族亲密互通。在此基础上,对百官进行甄选,使他们各守其责,进而推动各“国”之间协调和睦相处,由此带来的裨益就是百姓生活因此而产生变化,百姓安得其所、各安天命。由上可见,这一表述具有因果关系,因为有尧的个人美德在先,能够实现家庭家族和睦,再加上优秀治理者的配合,因而推动各“国”协和相处,最后的受益者是整个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言的“万邦”或“国”与当下所言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概念,“万邦”实际上是以部落联盟的方式存在,是故,协和万邦在内容上指的是部落之间的协和之道。作为一个邦交理念,“协和万邦”的影响尤为深远。“协和万邦”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珍惜和平、反对穷兵黩武的行动理性,这一点与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之路形成鲜明对比。在“协和万邦”、讲“王道”思维的影响下,历史赓续之中的华夏民族在处理外邦关系时,往往会选择睦邻之策,“唐朝以降至清朝,‘中国’与邻近‘中小国家按王道原则形成了以结盟、和亲、赠礼、通商为主的交往模式”[15]。

“协和万邦”理念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同样亦有延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这不仅重塑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新秩序提供了全新选择”[16]。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演讲中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所在,便足以彰显其在国家总体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作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基本认识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国家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相互合作、相互依赖的“同呼吸、共命运”式共同体关系,和平、尊重与共赢是其不可缺少的底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旨在回应和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时代难题,概括起来就是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17],这些问题事关人类社会的存续,任何国家皆难以脱身于外。以破解“信任赤字”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对话”“互相协商”的共同体机制,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壁垒与隔阂,进而在互通有无、信息对称的语境下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产生。

六、结语

文化与制度、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勾连关系,受到广泛认同。遵循文化与制度、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探讨了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和启示:

一是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维,具有历时性。这一历时性主要体现在与之存在密切关联同时又有所分殊的“和”的表述之中,“和”与“和合”在理解上具有一致性。“和”的认识经历由乐、食到治国理政这样一个变迁轨迹,史伯在劝谏君主时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观点的深刻辨析正是把“和”引申到治国理政之上的生动体现。虽然“和”与“合”都具有强调差异与融合的一面,与“和”相比,“合”在内涵与表述边界上更加收缩,较为强调具有冲突、对立、矛盾关系的存在。“和”与“合”的叠加使用,赋予了更多的哲学、辩证意涵。值得一提的是,“和合”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它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存在于“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一表述中。

二是和合文化具有现代性,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这里的现代性主要是从国家治理的维度进行考量,把和合文化植入新时代以来的治国理政时空之中,考察和合文化在演绎和变迁的过程中与当下国家治理之间所发生的正向刺激及联系。通过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其一,和合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在“人”这一概念上形成了显著的交集,二者均重视“人”的主体性存在。例如,和合文化中的“人和”与国家治理中的“人民至上”正是这一概念的生动体现。其二,关于天与人关系的探讨自古延续至今。在和合文化中,主要体现在被钱穆视为中华文化对人类社会最大贡献的“天人合一”这一表述中。在当下的国家治理中,“两山论”正是对“天人合一”精神的延续。其三,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和合文化与当下的国家治理亦存在明显的互通性。“协和万邦”强调的是国家间的和平与非暴力相处,彼此之间以协和为互动之道。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倡导不同国家之间建构起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关系。

当然,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理性的认知并不代表盲目的推崇。这主要是出于在正向的认知背后,也有“和合文化有瑕论”的观点倾向。例如,陈亮认为和合文化长期以来深受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的形塑, 带有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序和合”的特点, 使得主体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滑向特殊主义[18]。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与许多理论、制度与文化一样,和合文化亦会有缺陷。但和合文化并非固化止步,其具有被现代化转换的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革除的正是和合文化中的瑕疵,并不断赋予其时代化的符号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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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On Hehe Culture and its Meaning for State Governance

 

WANG Ya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behavior is not a new topic, and many studies have involved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he culture and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is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o deconstruct the connot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Hehe culture, and the other is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Hehe culture to national governance. He treats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ists, neither blindly advocating nor denying it too much, but tak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connot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countries on the issue of " people ". For example, the " people's harmony " in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the " people's supremacy " in contemporary national governance, both of which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ubjective existence of " people ".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and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do not ign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One of the core embodiments of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is "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 The " two mountains theory "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pirit of "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the idea of " harmony among nations " in the culture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idea of "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 in contemporary national governance also form obvious interoperability.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humanistic thought ; national governance ; ecological governance ; the common destiny of mankind

 

[收稿日期] 2024-02-16

[作者简介] 王杨,男,安徽泗县人,法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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