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成功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标准。探讨老年人参加文娱活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针对性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GSS2021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在文娱活动中，听广播、看电视、参加体育锻炼、学习充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且呈正向影响。从老年人参与文娱活动的城乡差异来看，主要集中在听广播频率、看电视或看碟频率、与朋友聚会频率以及学习充电频率四个方面。此外，子女数量越多，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一发现为有争议的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参考。基于此，相关部门应通过重视老年人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排、打造多元化老年人文娱系统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文娱活动；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CGSS2021；无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13.6；D6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5-0084-13

 

一、引言

幸福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情感需要之一，如何获得幸福感是人类长期以来的追求和期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当下我国人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精神需求、心灵需求、消遣需求等方面，这些需求都是影响人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我国也不例外。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和出生率持续降低，当前我国老年人普遍面临收入降低、遭遇疾病、晚年孤独、子女远离等种种问题，这类问题交揉在一起影响着老年人幸福感。关注老年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民生关切。已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成功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标准[1-2]。尽管人口老龄化是当下全球各国都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相关调查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的两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

老年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除了生理上面临年老体弱、行动能力差等困境，同时可能产生退休后的心理落差、疏远社会事务后的孤独感、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多疑等心理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老年人的自杀率远高于青少年，反映老年人群体面临着严重的幸福感危机。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不仅关系到全国2亿多老年人口的生存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子女的生活工作，甚至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终究要落脚到增加民生福祉、提高人民幸福感上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强调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从以上相关文件可以看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人群体的晚年幸福生活。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退休后收入水平、文娱活动形式、是否有另一半、子女赡养情况等多种因素。大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会突然陷入不知如何打发时间的困境，随之而来的无聊、孤独、无助等心理感受导致一些老年人情绪低落甚至罹患心理疾病。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许多老年人通过参与广场舞、看电视、结交朋友等方式来充实生活。那么老年人参加文娱活动的情况是否会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文章试图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大背景下，利用CGSS2021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探讨老年人参加文娱活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针对性地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为子女数量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一有争议性的问题提供参考；二是分析了老年人休闲娱乐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老年群体心理健康关注程度的提高，针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一些外在特征比如：性别[3]、年龄、受教育程度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付光伟）[4]，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社会福利和自身情况。

（一）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方面，首先政府提供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倪志良等）[5]和养老保险（邓大松等）[6]，都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其次是社会支持方面，这部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2016年前后，近年较少，且多集中于女性群体。詹婧等[7]认为，社区环境的改善和社区服务项数能够提高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魏强等[8]认为，社会支持力度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正规社会支持还是非正规社会支持（方黎明）[9]，社会支持都能够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鲍谧清等[10]；翟绍果等[11]），且社会资源利用度和朋友支持占社会支持的很大一部分（朱俊红等）[12]。

（二）自身情况

自身情况方面，较多研究指向了老年人的社交情况。老年人社交已从前些年的线下社交为主逐步转为近些年的线上社交。邢全超等[13]指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其人际关系显著正相关，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人际关系包括夫妻、代际、邻里和亲戚关系（邓敏）[14]。张君安等[15]认为，社会网络类型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多元社会网络类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最高。线上社交主要指社交媒体社交（邓香莲）[16]，如微信（贺建平等）[17]、互联网（陈鑫等）[18]都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但互联网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城乡间存在差异（陈鑫等）[18]。

婚姻和经济情况方面，徐伟等[19]研究发现，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王晓慧[20]研究发现，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

子女情况方面的研究较多，主要包括子女数量以及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情况两方面，但子女数量的影响还存在争议。聂建亮[21]认为，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而言，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而郑思宁[22]认为，子女数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孙晓冬等[23]指出，有子女以及多子女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王阿妮等[24]认为，健在子女数和已婚子女数对老年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社会支持、老年人社交状况以及子女情况的差异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较为完善，但在子女数量方面存在争议。因此提出——

假设1：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缺少关于老年人休闲娱乐方式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尚停留在老年人的媒介使用方式上（刘鸣筝等）[25]，没有扩大老年人群体的休闲娱乐范围，或只考虑到体育锻炼方面（杨姣等）[26]，没有综合分析老年人文娱方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陈红艳[27]发现老年人丰富的社会参与活动能够促进其生命意义感的发展。所以文章据此提出——

问题1：文娱活动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何种影响？

问题2：不同的文娱活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

另外，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密切相关，身体健康是老年群体参与文娱活动的前提。

假设2：身体越健康，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

文章在总体模型中，根据性别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得到结果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中的sig值>0.05，说明数据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老年人群体主观幸福感在性别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所在地区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得到结果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中的sig值＜0.05，拒绝原假设：城乡两个样本间无显著差异，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城乡间的差异[28]。因此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并对比分析两者的差异。

  

问题3：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存在何种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需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库。选择其中问题A36、A2、type、A3_1、A8a、A68_1、A68_2、A64、A13、A14、A15、A28_3、A30_1、A30_4、A30_7、A30_9、A30_12、A31_3为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根据基本情况、家庭情况、身体情况以及文娱活动对这些变量进行划分。剔除缺失数据项后获得文章的总体样本。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文章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感，该因素很难从客观上对其量化，所以文章选择问题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作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评估指标，并将原本的五个类别：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进行重新编码，缩减为三个类别，即1=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或不幸福；3=幸福（如表1）。

2.自变量

老年人拥有子女数量的不同，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争议。聂建亮[21]认为并非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而另一种说法认为子女数量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郑思宁[22]；孙晓冬等[23]）。因此文章将子女数量纳入自变量中，希望对这方面研究提供参考。

梁远等[29]发现，家庭资产的增加会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因此文章针对家庭经济情况，选用老年人主观对家庭经济情况的感知为自变量，研究其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随着老年人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重视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李宏伟等[30]研究发现，健康文化、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对老年人幸福指数有很大影响。所以文章用BMI作为衡量健康状况的客观指标和老年人主观身体健康状况相结合的方式来衡量老年人身体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王晓慧[20]在研究中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路径中，娱乐休闲的参与是一条重要通道。因此文章主要针对文娱活动对老年人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文章将文娱活动量化为以下几个指标：看报纸频率、听广播频率、看电视/看碟频率、社交频率、休息放松频率以及体育锻炼频率。刘鸣筝等[25]在对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电视和广播的使用强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所以文章也选择听广播频率和看电视或看碟频率作为老年群体文娱活动的评价指标。考虑到互联网以及移动网络的不断普及，老年群体上网比例不断增高，上网频率也被纳入文娱活动的指标当中。大多老年人依旧保留有看报纸的习惯，因此，将看读书/报纸/杂志频率也纳入评价指标。刘冰冰等[31]发现人际关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人际交往也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大因素，因此本研究将与朋友聚会频率纳入文娱活动的维度。近年来老年人健康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杨姣等[26]发现体育锻炼会对老年人精神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文章在文娱活动的维度中加入体育锻炼频率指标。此外，老年人的休闲活动同样离不开学习充电，所以文章将学习充电频率同样纳入文娱活动的范围。

3.控制变量

文章选择的控制变量为：性别、所在地区、年龄以及年收入情况。

（三）研究方法

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凡年满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根据以上标准，文章中对老年人的定义为调查年份时年满60周岁的人群。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为3点计分的有序离散变量，因此首先考虑选择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Ordered 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Brant检验和Wald检验，但其P值均小于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原数据不能通过平行线检验。因此选择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无序Logit模型）。

文章使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探究哪些因素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1、2、3分别代表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取值水平。模型将2=说不上幸福或不幸福设定为参照组，将因变量类型1和3与2比较，具体模型如下:

Logit（π1/π2）=α1+β11x1+···+β1pxp

Logit（π3/π2）=α3+β31x1+···+β3pxp

其中，x表示自变量，β表示回归系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为描述性统计表，剔除2021年CGSS数据中年龄小于60岁的人群，以及缺失样本，最终得到总体样本量为3572，其中城市样本量为1851，农村样本量为1721。

总体样本中老年人主观感知幸福感指数为2.78，总体上老年群体的幸福感指数是较高的（见表4），主观感受幸福的老年人人数远高于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或不幸福的人数。城市老年群体幸福感指数为2.82，大于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指数2.74，说明城市老年群体比农村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指数更高。

总体、城市、农村三个模型中，老年群体的性别比例和年龄大小方面相差不大，相对均衡，性别值都在1.5左右，年龄在70岁上下。在年收入方面，可以看到城市老年群体年收入要远高于农村老年群体。

（二）回归结果分析

将因变量中选项——“说不上幸福或不幸福”设置为参考变量，整理后得到表5中的结果。

1.自身情况、文娱活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自变量对不幸福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不幸福方面的显著性主要表现在主观家庭经济状况、主观身体健康和听广播频率。在主观家庭经济状况方面，总体模型表现出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相较于其他家庭经济水平的老年人要低得多。在主观身体健康方面，认为自己身体一般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比认为自己很健康的老年人要低。从听广播频率的结果来看，听广播并不能降低老年人的不幸福感。有时听广播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是非常频繁听广播的老年人的不幸福感的0.181。这是否意味着频繁听广播的老年群体缺乏其他活动，将过多时间投入到听广播上，而不是将广播当作一种调节生活、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因而感觉自己不幸福，生活过于单调乏味。

自变量对幸福产生的影响总体上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年龄、子女数量、主观身体健康、听广播频率、上网频率、看电视或看碟频率、参加体育锻炼频率以及学习充电频率。这些方面均表现出与老年人幸福感的正相关性。其中年龄方面总体上差异不大，相对来说老年人年龄越大，幸福感略强。在听广播频率方面，有时听广播的老年人其幸福感是非常频繁听广播的老年人的幸福感的0.2。这一结果似乎与前面听广播频率对不幸福的影响相矛盾，但减少不幸福感和增加幸福感是两个维度，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对于这一矛盾的解释为：老年人普遍比较孤独，娱乐方式有限，听广播虽然不能减少他们的不幸福感，但至少也是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能够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一定乐趣，增加幸福感。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假设1部分成立、假设2成立，问题1、问题2得到回答。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文娱活动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并且不同的文娱活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从而可以进一步研究问题3。

2. 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异同。总体上看，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些许相同之处，主要集中在主观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幸福的影响、主观身体健康对幸福的影响以及参加体育锻炼对不幸福的影响。主观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幸福感的影响方面，城乡均表现出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远低于其他经济水平的老年人，城市老年人表现尤为突出。主观身体健康对幸福的影响方面，城市老年群体表现为主观身体很健康的老年人的幸福感高于其他身体健康情况的老年人，乡村老年群体表现为主观身体很健康的老年人的幸福感高于主观身体一般的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对不幸福的影响方面，城市老年群体表现为非常频繁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和很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乡村老年群体表现为非常频繁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

从城乡差异来看，主要集中在文娱活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见表6）。

从城市模型的不幸福感结果来看，主观身体情况一般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低于主观身体很健康的老年人，该结果与总体模型表现一样。听广播频率方面，城市里非常频繁听广播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远高于其他频率听广播的老年人，该结果与总体模型类似，较总体模型更为极端。这可能是因为城市老年人孤独感更强，对广播依赖性更强，听广播对于城市老年人而言不是一种调节生活、放松身心的娱乐活动，因而频繁听广播并不能减少他们的不幸福感。与朋友聚会频率方面，城市模型的结果同样出现异常，非常频繁与朋友聚会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远高于其他频率与朋友聚会的老年人。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城市的老年人与朋友聚会可能存在一定麻烦，比如聚会路程过长，因此频繁聚会对于城市老年人来说反而是种压力，无法降低其不幸福感。看电视或看碟频率方面，频率为经常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要高于频率为非常频繁的老年人。这说明看电视或看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的不幸福感。

从城市模型的幸福感结果来看，非常频繁听广播的城市老年人其幸福感远高于其他频率听广播的老年人，该结果与总体城市老年人非常频繁听广播的老年人其不幸福感远高于其他频率听广播的老年人，该结果同样与总体模型类似，这可能同样是因为城市老年人的孤独感，听广播虽然不能减少他们的不幸福感，但至少也是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能够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一定乐趣，增加幸福感。在看电视或看碟频率和参加体育锻炼方面，大体来看城市老年群体表现出频率为非常频繁的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频率为从不和很少的老年人。但在看电视或看碟频率方面出现异常情况，经常看电视或看碟的老年人的幸福感高于频繁看电视或看碟的老年人的幸福感。这说明就看电视或看碟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来说，适度看电视或看碟更有助于老年人感受到幸福。

乡村模型的自变量对不幸福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主要表现在主观家庭经济状况（前文已分析）和BMI情况。BMI越高，老年人的不幸福感相对越低，这可能印证了“心宽体胖”之说法。

从乡村模型的幸福感结果来看，年龄越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健康长寿的老年人往往更为乐观，整体情绪和心情更好，幸福感更强。子女数量方面，子女数量越多，乡村老年人幸福感越强。但此结果在城市模型中并未体现。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子女留在父母身边的概率更高，来往密切程度也会更高；而城市子女往往都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甚至距离父母很远。同时一方面子女数量越多，老人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反哺也会越多；另一方面子女数量越多，其中存在不孝顺子女的偶然性也会降低。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研究作了补充。主观家庭经济状况方面，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其他水平的老年人。这说明家庭经济情况对于乡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有很大影响。主观身体健康方面，感觉身体情况一般的老年人其幸福感低于感觉自己很健康的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方面，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其幸福感低于非常频繁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说明体育锻炼对于乡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升有很大影响。在学习充电方面，有时学习充电和经常学习充电的乡村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非常频繁学习充电的老年人。这说明学习充电对于乡村老年人来说要适度，过于频繁的学习充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让老年人产生了压力或焦虑，适得其反，反而不利于老年人幸福感的获得。

五、结论与建议

从回归结果来看，出现了主观身体健康影响较大而客观健康指数BMI没有显著影响的情况，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1.文章研究存在缺陷，未将BMI结果进行分类；2.老年人自身健康感知更重要，每个人对自身的健康情况认知不同，因此产生了主观身体健康情况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较大的结果。如果该假设得到证实，那么将对防范老年人群体购买保健品受骗问题产生重要帮助。近年来，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受骗案例层出不穷，这些保健品大多数并没有宣传中所说的功效，只是通过洗脑式的宣传方式加上持续性的小恩小惠诱导老年人购买，进而让其产生服用后确有效果的心理感知，并不会为老年人身体健康提供实质帮助。老年人很可能只是主观上感觉自己身体情况有所好转，从而提升了幸福感，并非身体健康状况确有提升。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地方在于听广播频率方面，听广播并不能降低老年人的不幸福感，却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晚年多会感到孤独，听广播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定乐趣，从而增强幸福感。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结论：1.子女数量越多，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2.身体越健康，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3.文娱活动中，听广播、看电视或看碟、参加体育锻炼、学习充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并且呈正向影响，但从事某类文娱活动频率过高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4.从城乡差异来看，主要集中在听广播频率、看电视或者看碟频率、与朋友聚会频率以及学习充电频率这四个方面。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建议。

（一）重视老年类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排

从研究结果来看，看电视和听广播对于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当前整个电视行业更重视针对年轻人的节目制作，但实际上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数据显示，2013-2019年65岁以上群体的日均收视时长呈现上升趋势，与其他年龄群体相反，因此老年人是当前电视节目最大的受众群体。老年人有观看电视的需要，并且观看电视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因此相关部门在电视节目编排制作时要考虑老年人群体的视听需要。另外，步入新媒体时代后，尽管广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该媒介在老年人群体中仍旧十分受欢迎，经常听广播也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

（二）做好公共服务，打造多元化老年人文娱系统

从研究结果来看，看电视、听广播、充电学习等文娱活动的确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着正向影响，但单一的文娱活动频率过高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往往没有更低频率的参与效果要好，如有时学习充电和经常学习充电的乡村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频繁学习充电的老年人。原因在于老年人对于某一项文娱活动参与频率过高，往往反映其可选择的文娱活动项目较少，为了消磨时间，提升生活乐趣，只能把时间投入到可选择的某几项甚至一项文娱活动中。因此，相关部门要做好公共服务，为城乡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学习、社交、体育锻炼等文娱活动场所，同时要积极开展老年人文娱活动，如音乐会、书法展等，为老年人的文娱活动参与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打造多元化的老年人文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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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梁 朱苗苗]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enior Citizens' Engagement i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21

 

YANG Lei, XU Zhihui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velihood issu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to measure whether a country or region successfully copes with aging.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elderly 's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The article uses partial data from CGSS2021 for logistic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lderly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listening to radio, watching TV or watching DVDs,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exercise, and learning to charge during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the main focus is on four aspects: frequency of listening to radio, watching TV or watching DVDs, frequency of gathering with friends, and frequency of learning and charging. In addi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more children there are, the stronger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This finding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rovers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by emphasizing the arrange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for the elderly, and creating a diversified elderly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system.

Keywor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Elderly population；Subjective well-being；CGSS2021；the multi-disordered Logit model

 

[收稿日期] 2022-10-22

[作者简介] 杨磊，男，山西阳城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智慧，女，浙江宁波人，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