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还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吗？
—— 基于“嵌入态”生存理论
○曹 莹 王 铁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农村与生态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19）
[摘 要] 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往往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焦点。基于对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的辨析和对中国农民工进入城市历史及现状的思考而提炼出的以“嵌入态”为核心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理论认为，“嵌入态”最终会演化成三种状态，即“嵌入”“融入”和“脱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是农民工从“嵌入”到“融入”的演化过程。农民工“嵌入—融入”度是对农民工在此演化过程具体状态的评估,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其取值范围介于0分至100分之间。2012年、2018年开展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嵌入-融入”度一直处于“半市民化”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民工正沿着“城乡二分”→“表层嵌入”→“中度嵌入”→“深度嵌入”→“初步融入”→“基本融入”的方向演化。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正处于由“深度嵌入”向“初步融入”，从农民工市民化“瓶颈突破期”向“巩固发展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半市民化”困境正在破局。
[关键词] 农民工；“嵌入态”生存理论；市民化；脱嵌；新型城镇化；共同富裕；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10-0031-12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农村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变革之中，传统的农民向非农民和现代农民转化[1]，转变为城市市民[2]。40余年过去了，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22年的65.22%，城镇常住人口总量也由1978年的1.7亿人上升至2022年的9.2亿人。预计到 2035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中国将完成工业化，进入城镇化后期。同时，受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的过程中，我国并没有出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或正在经历的贫民窟现象和各种严重社会冲突。这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今天，我国仍有18%的常住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漂泊。有人称他们为新市民、外来务工人员、新产业工人，但更形象、更贴近现实、更具中国特色的称呼是农民工。
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往往无法获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而伴随着长期在城市生活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壮大，他们对于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逐渐由学者关注的热点转变为政府关注的焦点。2004年就有学者指出在我国部分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成了“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即半城市化地区[3]。同期在武汉、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测量显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总体上已基本达到50%以上[4-5]。全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数），2011年为39.56%[6]，2014年为42.02％[7]，2016年为56.3%[8]。虽然以上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测量方法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民工，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2004年至今一直处于“半市民化”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目前是否还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农民工“半市民化”的状态何时能够破除，正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二、农民工“嵌入态”理论体系
前期学者多使用市民化程度（指数）或“半市民化”来描述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其中市民化程度（指数）是对农民工现状的客观描述，“半市民化”则是对他们现状的直观表达，但作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分析工具而言，两者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笔者在西方空间社会学核心概念“空间生产”及其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针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创造性地提炼出以“嵌入态”为核心的理论框架[9]。
从空间社会学角度来看，“嵌入态”是指农民工作为客体进入城市，与城市社会空间互为“他”者，双方均保留各自的清晰边界，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未充分开放，使农民工长期处于没有被城市有机融入的消极状态。“嵌入态”最终会演化成三种状态，即“嵌入”“融入”和“脱嵌”。其中“嵌入”表征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存，但其身份还是农民，没有享受市民所拥有的一系列权利特别是工作及社会保障的相同待遇。“融入”则表征农民工真正在各方面已经“城市化”“市民化”了，已经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成为城市的市民。“脱嵌”则表征农民工“城市化”失败，被迫重返农村。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会经历一个从“嵌入”到“融入”的演变过程，即从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当然，农民工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走入“嵌入态”的另一种状态——“脱嵌”。值得提醒的是，“脱嵌”不是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城市人口主动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而是农民工因个人境遇、政策调整、社会环境等因素，如因病、因残或因经济危机等，暂时，甚至是永久性地失去继续在城市就业的可能，被迫放弃“嵌入”的现状，重新返回农村。
农民工从“嵌入”至“融入”的过程中，不是“脱嵌”，但也没有完成从“嵌入”到“融入”的全过程，那么他们就是处于“嵌入-融入”的过渡状态，我们称这个过渡状态为“嵌入-融入”度[10]。农民工“嵌入—融入”度，也就是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指数），取值介于0分至100分之间，其中0分为城乡二分，1～20分为表层嵌入，21～40分为中度嵌入，41～60分为深度嵌入，61～80分为初步融入，81～100分为基本融入。详见图1。
三、农民工主、客观“嵌入-融入”度的测量及现状
（一）数据和方法
为了解农民工“嵌入-融入”度的变化，即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笔者于2012年、2018年，以农民工为主要调研对象，按分层、定比、整群、随机抽样原则进行了两次大范围的调查。2012年8月，课题组在武汉市9个中心城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200份，有效问卷1047份，有效率达87.25%。2018年4月至11月，课题组根据全国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城市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抽取重庆、武汉、苏州、西安、东莞、哈尔滨、南宁、黄石等7个国家级城市群的8个城市的农民工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3116份，调查企业111家，有效回收问卷2649份，有效率达85%。
两次调查农民工与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在性别、年龄、职业分布等关键变量上基本一致，且问卷中对农民工信心认同度的态度量表、社会主观融入水平测量表、中国人社会诚信认同度的态度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Cranach'salpha）处于0.77～0.92间，可以说调查数据可信度高、代表性强。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测量方式有很多，本文采用以农民工现状描述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和以农民工主观感受为主要内容的主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分别测算农民工客观和主观“嵌入-融入”度。理论上说，农民工的客观“嵌入-融入”指数是通过一整套规范的指标体系计算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基于现状的客观描述和对事实的判断，选取效度高、代表性强的指标所建立。但同时，由于受研究者主观判断和测量难度的限定，客观指标不可能穷尽所有指标，因而客观测量指标有可能准确也有可能不准确。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是农民工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直接评价。从方法论上看，它一方面比客观指标更全面、更直接地从总体上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且包含农民工的价值评价和感情取向。这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共同测算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就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描述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二）农民工客观“嵌入态”生存变化
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36个。每个指标以普通市民的平均水平为100分计，取值范围为0-100分，根据公式可算出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和公式见表2，三级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详见笔者相关文章[10]。
从生存空间来看，农民工生存空间得分由2012年（武汉）的56.89分上升至2018年（全国）的60.50分，即刚刚从“深度嵌入”阶段跨入“初步融入”阶段。具体来看，农民工的工作空间受其相对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影响，目前仍处于“深度嵌入”阶段。居住空间除人均住房面积仍处于“深度嵌入”的前期外，其他四个指标均已进入“初步融入”阶段。消费空间在2012年就已经进入“初步融入”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不断扩宽他们的工作领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向就业更广泛的第三产业转移，但受自身禀赋、个人境遇等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工作稳定性等方面仍与城市在岗职工存在明显差异。
从交往空间来看，农民工交往空间得分由2012年（武汉）的53.63分上升为2018年（全国）的55.49分，上升幅度不大，仍处于“深度嵌入”阶段，其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心理的“社会距离”仍处于“中度嵌入”阶段，这也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交往较少的主要原因。但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移动网络的迅速普及，农民工的“网络交往”空间由2012年（武汉）的47.25分，迅速上升为2018年（全国）的65.77分。网络空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工在城市交往空间的不足，但农民工受其现实社会交往空间的影响，其网络空间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仍与城市居民有明显差异。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无论是现实的城市交往空间，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首先就是要消除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但这条路注定是漫长而艰苦的，很有可能需要二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消除城乡之间的交往壁垒。
从权利空间来看，农民工的权利空间得分从2012年（武汉）的48.89分上升为2018年（全国）的54.19分，上升了5.3分，仍处于“深度嵌入”阶段，离“初步融入”仍有一段距离。具体来看，除“权利受伤害”这个指标处于“初步融入”外，其他指标都处于“深度嵌入”阶段。
从精神空间来看，农民工的精神空间得分从2012年（武汉）的52.53分上升为2018年（全国）的57.58分，上升了5分，正逐步从“深度嵌入”走向“初步融入”。具体来看，农民工的信仰观念空间在2012年已经到了63.09分，即已进入“初步融入”阶段，2018年又提升至71.79分，但农民工的群体心态空间仍处于“深度嵌入”阶段，文化娱乐空间仍长期处于“中度嵌入”阶段。长期的城市生活，农民工在信仰观念上已经基本融入城市，但繁重的工作、较低的收入，使他们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参与城市的各项娱乐休闲活动，尤其旅游，这也是导致他们的精神空间长期处于“嵌入”的主要原因。
从四大空间均值来看，2018年，生存空间分值最高为60.50分，其次是精神空间57.58分，交往空间和权利空间分别为55.49分和54.19分，四大空间差异较小，均在“深度嵌入”区间。从四大空间提高的分值（2012年武汉农民工与2018年武汉农民工对比）来看，精神空间和权利空间分值分别提高了7.93分和7.88分，生存空间提高了5.30分，交往空间仅提高了3.42分。
总体来看，武汉市农民工的客观“嵌入-融入”度由2012年的52.80分，提升到2018年的56.77分（全国农民工）和58.93分（武汉农民工）。说明经过40年的变迁，农民工依靠自身努力已顺利度过“表层嵌入”“中度嵌入”阶段，目前正处于从“深度嵌入”到“基本融入”的关键时期。但这个阶段对他们而言也是最困难的阶段，不仅需要政府、农民工、企业等各方面的协助，而且这个过程也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
（三）农民工主观“嵌入态”生存变化
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2个。一级指标仍是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和精神空间4个维度，每个维度选取3个二级指标，共12个二级指标形成指标体系。每个二级指标请农民工以一般城市职工的现状（10分）为标准：即有城市户口、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基本购买住房，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享受城市低保等各项城市权利或福利，为自己打分。分值范围为0-10分，10分表示在此方面与一般城市职工一致，甚至优于后者；0分则表示在此方面完全没有融入城市。12个二级指标分值汇总后转成100分的标准分，最终计算得出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具体内容详见表4。
从生存空间来看，农民工对于工作和居住的满意度较高，2012年和2018年均在5.4分以上，且在12个二级指标的排名中均列前4位，但对于消费方面的满意度却由2012年的5.23分，第4位，下降至2018年的4.96分，列第7位。可以看出，农民工对于其在城市的生存现状，特别是工作现状和居住现状还是相对满意的，但对于消费现状的满意度仍有待加强。
从交往空间来看，农民工对于“在使用互联网方便程度的现状”的打分由2012年的5.04分上升至2018年的5.58分，排名也由第6上升至第3，而对于“在工作生活中与城市人打交道的现状”，却由2012年的6.3分，列第1位，迅速下降至2018年的4.56分，列倒数第2位。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深入，农民工对于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交往现状越来越不满意，但“网络“这种新的交往方式可以隐藏城乡之间差异，农民工对它的期望值也相对较高。
从权利空间来看，农民工在权利空间的得分均在5分以下，其中“在表达自己意愿方面的现状”打分略高，也仅为5分，而对于“在城市工作生活中获得平等发展机会方面的现状”和“在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方面的现状”打分，2018年较2012年略有提高，但仍然偏低。可以看出，农民工在权利空间方面的现状仅是“半市民化”的水平。
从精神空间来看，2018年农民工在“对城市文明认同（习惯和愿意在城市生活）方面的现状”的打分最高，达到5.91分，列第1位；对“您在文化娱乐、休闲生活方面的现状”的打分，2018年略高于2012年；对“您在城市归属感（我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方面的现状”的打分由2012年的5.15分降至4.95分，可以说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的认同度较高，但对城市认同感仍显不足。
总体来看，2012年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为51.64分（武汉），2018年为50.28分（全国），也就是说，农民工在主观上并没有感觉自身在融入城市方面有明显进展，仍处于“半市民化”阶段。由此可见，受城乡二元体制约束，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仍能感受到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虽然“居住证”等政策的出台缩小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增加了他们对城市文明的认同，但他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既“嵌入”城市又难于“融入”城市的困境。
四、农民工长期半市民化的生存现状
从农民工主、客观“嵌入-融入”度分值来看，2012年武汉农民工的主、客观“嵌入-融入”度均值分别为51.64分和52.80分，T检验两者没有显著差异，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767。2018年全国农民工的主、客观“嵌入-融入”度均值分别为50.25分和56.77分，均低于60分，即“嵌入”转变为“融入”的阈值，客观“嵌入-融入”度显著高于主观“嵌入-融入”度（t=17.522,p =0），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934。2018年武汉农民工的主、客观“嵌入-融入”度均值分别为52.28分和58.93分，两者有显著差异。
从2012年至2018年，武汉市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提高了6.65分，而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仍保持在52分左右。可以看出，目前农民工正处于从“嵌入”到“融入”的关键时期。
从标准差来看，2018年全国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的标准差11.13，低于主观“嵌入-融入”度的标准差19.05。这表明，农民工客观生存的内部空间分布差异并不大，但农民工在感受和认同与市民的距离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因而主观“嵌入-融入”度则更为离散。这可能与农民工对空间公平的认知有关：越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的农民工，越有可能感受到强烈的空间的不正义感，这也直接反映在其自我评价的取向上。
农民工主、客观“嵌入-融入”度中各阶段人数占比的变化更能反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
从“表层嵌入”阶段农民工的占比来看，两次调查客观“嵌入－融入”度上均没有处于“表层嵌入”阶段的农民工，但主观上仍有6%左右的农民工自认其处于“表层嵌入”阶段。这表示虽然有少数的农民工自身的客观生存状态已进入“中度嵌入”，但其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满意度较低。
从“中度嵌入”阶段农民工的占比来看，2012年有17.11%的武汉农民工在客观“嵌入-融入”度上处于“中度嵌入”，而到了2018年全国仅有6.42%（武汉是4.13%）处于此阶段。现阶段，九成以上的农民工已迈过“深度嵌入”的门槛线，但仍有近三成的农民工在主观上认为自己处于“中度嵌入”，甚至更低的阶段。总体来看，农民工的主观感受要低于其现实状态。
从“深度嵌入”和“初步融入”阶段农民工的占比来看，2012年至2018年，武汉市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处于“深度嵌入”阶段的占比保持在38%左右，处于“初步融入”阶段的占比不足三成。但客观“嵌入-融入”度中处于“深度嵌入”阶段的占比从2012年的57.46%降至2018年的37.19%；相反，处于“基本融入”阶段的占比却从2012年的25%上升至2018年的55.79%。也就是说，仅6年时间，三成左右的农民工实现了从“深度嵌入”到“初步融入”的跨越。
从“基本融入”阶段农民工的占比来看，从2012年至2018年，主观和客观上处于“基本融入”阶段农民工的占比略有提高，但均不足15%，且主观上处于该阶段的农民工占比要高于客观处于该阶段农民工占比。表明处于“初步融入”向“基本融入”阶段转化的农民工，其自我认同感往往要高于实际现状。
总体来看，从2012年至2018年，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没有明显的变化，总分处于50分左右（100分为满分），即“深度嵌入”阶段。客观“嵌入-融入”度有着明显的改变：九成的农民工长期处于“深度嵌入”和“初步融入”阶段，但“初步融入”的占比不断提升，至2018年，已有55.79%武汉市农民工进入“初步融入”阶段，较2012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正处于由“深度嵌入”向“初步融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农民工正逐步从“嵌入”走向“融入”，农民工长期“半市民化”的现状正在逐渐打破。
五、小结和讨论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有序推进2.4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应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目标，是考验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更是一项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的民生大工程。“嵌入”和“融入”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同时也是可以转化的。对某一个农民工来说，他（她）在“嵌入-融入”态演化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多种可能性，可能是向“融入”的方向演化，也可能继续维持“嵌入态”，当然也有可能“脱嵌”，朝着离开城市返回农村的方向演化。笔者根据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等耗散结构理论[13]对系统演化分叉的原理制作了农民工“嵌入态”演化机制图，如图2，这个演化路径对于农民工整体也是一样的。如果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在从“嵌入”到“融入”转化的多个分叉点上出现“脱嵌”，那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过程将是失败的[9]。只有改变“嵌入”的条件，尤其是导致“嵌入”固化的因素，如制度空间，才能最终促使“嵌入”走向“融入”[10]。相反，如果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按照“嵌入态”的正常方向演化，在每一个分叉点既没有维持“嵌入态”，更没有“脱嵌”，那么农民工从“嵌入”演化为“融入”的过程就顺利完成了。
为验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笔者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进行了两次大范围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指数处在50.25-52.28分的区间范围内，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指数虽然在六年间提高了6分左右（以武汉为例），但总体仍属于“深度嵌入”阶段。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的不断推进，处于“中度嵌入”的农民工已由2012年的17.11%下降至2018年的4.13%，处于“深度嵌入”的农民工由2012年的57.46%下降至2018年的37.19%，而处于“初步融入”的农民工已由2012年的25%上升至2018年的55.79%（以武汉市为例）。越来越多农民工正沿着“城乡二分”→“表层嵌入”→“中度嵌入”→“深度嵌入”→“初步融入”→“基本融入”的方向演化。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笔者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作出如下预测。
农民工市民化快速发展期（1984～2005年），此阶段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在40～50分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市民水平。该阶段农民工在城镇和农村之间频繁流动，农民工通过个人努力达到“半市民化”程度，但农村仍承担着农民工生产力再生产的任务。
农民工市民化瓶颈突破期（2006～2020年），此阶段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在50～60分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仍低于城镇市民水平。该阶段因自身禀赋的劣势、市场配置不均衡性和制度歧视，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政府开始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常住人口；农民工生产力再生产任务逐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农民工市民化巩固发展期（2021～2035年），此阶段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在60～75分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初步接近城镇市民水平。该阶段政府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取得重大进展，居住证政策含金量不断提升，农民工落户城市门槛越来越低，户籍改革接近完成；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工作和居住，初步融入城市。
农民工市民化目标达成期（2035～2050年），此阶段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在75～90分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达到城镇市民水平，基本实现农民工基本融入城市的目标。该阶段大多数农民工中产化，“农民工”称谓退出历史舞台。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需要经历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巨大社会工程，它必然包含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化改革和城市空间的全新建构。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正处于由“深度嵌入”向“初步融入”，从“瓶颈突破期”向“巩固发展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半市民化”的现状正在突破。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之一。只要我们尊崇规律，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如加大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力度，有效提升农民工群体各方面获得感[14]，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摆脱“半市民化”的束缚，逐步融入城市，避免农民工大量“脱嵌”，在实现就业非农化的同时实现身份的非农化，即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才算成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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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梁]
Will Migrant Workers Remain to be at the ' Semi-urban Citizenization ' Stage
in the Long Ter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bedded State" of Survival
CAO Ying, WANG Tie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contribute to urban wealth creation but ofen fail to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urban citizens. With the growing urgenc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as urban citizens, the issue of urban citizeniz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western spatial sociology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entering ci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urban citizeniz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ith "embedded state" as the core. It posits that "embedded state" will eventually evolve into three states, namely, "embedded", "integrated", and "disembedded". The process of urba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farmers from being "embedded" to being "integrated". The "embedded-integrated" degree of migrant workers is an assessment of their specific status in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that is, the degree of urban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se range of values is from 0 and 100. Surveys conducted in 2012 and 2018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being "embedded- integrated" for migrant workers had consistently remained in the "semi" stage of urban citizen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migrant workers are evolving from "urban-rural divide" to being "minorly embedded", "moderately embedded","deeply embedded", "initially integrated" , and further to being "basically integrated".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re at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being "deeply embedded" to "initially integrated", moving from the "bottleneck-breaking period" to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iod" for the urban citizenization, thereb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semi" urban citizenizatio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 theory of 'embedded state 'survival ; urban citizenization ; disembedding ; new urbanization ; common prosperity ; population mobility
[收稿日期] 2023-03-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民工从‘嵌入态’生存到融入城市的推进机制研究”（编号：14ASH008）的最终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曹莹（1979-），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统计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王铁（1954-），男，黑龙江双城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时空社会学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