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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挑战与实践径路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3年第8期 浏览:537次 发布日期:2023-08-10 10:50:02

[摘    要]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凝聚各方价值共识,共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化解国际社会与中国存在的各种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冲突的必然选择。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还面临着多元主体的价值差异、部分主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知缺失、经济互信与政治互信基础遭到破坏、西方“普世价值”论话语的冲击、精通国际传播的专业人才不足等多重挑战。践行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是要在实现共同利益中增进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情共感”,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到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价值根基;二是要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讲好中国故事,在消解西方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歪曲的同时,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认知的“资讯赤字”;三是要在对外交往实践中强化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对话而不对抗的新型交往机制、共商共建共享、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取代西方“普世价值”论实践中的文明冲突;四是要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培育与储备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和坚定政治立场、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为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效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8-0048-10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效能不足,使全人类的生命存续面临严重威胁。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 63,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基于此,我们对大变局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就需要有极为清晰的认识,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如何在多元价值理念共生的时空场域中提出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关乎其弘扬实效,而且对凝聚各方价值共识,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要性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随之调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全球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国际社会、东西方、各国家地区都显现出各种非正常的政治与价值冲突。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国原创的“惠及世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凝聚各方共识,增进全球治理集体性行动,进而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 46

(一)来自“四大赤字”的严峻挑战

1.治理赤字,即全球性问题治理能力的不足或欠缺,突出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失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既有全球治理理念、治理规则的滞后有关,也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困境相关。当前全球治理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热点问题持续不断,核威胁、恐怖主义、气候变暖、毒品贸易、难民危机、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危机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全人类的生命存续造成了严重威胁。除此之外,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依然强势,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冲击了多边主义秩序的发展和既有多边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以致愈发凸显出治理“失灵”的窘境。

2.和平赤字,即在推动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事业上存在严重不足,突出表现为局部地区的人民仍饱受战火摧残。和平赤字的出现,既是各主体之间主体间性的结果,更是资本逻辑的经济理性所致。当前全球和平赤字主要表现为: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持续上升、核扩散与新型核武的发展、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始终存在、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仍然猖獗,致使局部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深陷战争阴霾之中。质言之,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在深度与广度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大深化了,世界的和平形势依然严峻。

3.发展赤字,即全球发展的动能、均衡性、普惠性不足,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呈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3] 36、广大发展中国家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边缘”式的利益分配格局。发展赤字的出现,既与部分民族国家的负外部性政策相关,也与部分主体欠完善的国家治理相关,更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逻辑获取利益最大化的直接结果。当前全球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发展动能不足;全球高质量发展缺失,低质量发展冗余;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加上部分国家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发酵,加剧了全球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全球现有发展机制的有效性、代表性、公平性、合法性缺失;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不足,“甚至出现‘越援越贫’现象”[4]。总之,发展赤字的存在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更成为了各方互利共赢的主要障碍,是当前全球治理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

4.信任赤字,即“国际社会积累的信任存量或可以提供的信任供给不能满足全球信任需求”[5],突出表现为各主体间因缺乏战略互信而产生的诸多冲突与摩擦。可以说,信任赤字的出现是西方发达国家固有的思维缺陷、全球化发展的严重失衡、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全球信任赤字主要表现为:各主体间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信任范围有限且不平衡、全球治理多边机制存在信任偏见。由于全球各主体间的信任缺失及其向多领域的投射,导致各主体间存在多种冲突与摩擦,不仅加剧了地缘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使地缘博弈色彩加重,严重破坏了各方集体性行动的合作基础,同时,在此基础上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更是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从四大赤字的现实表现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当下世界正处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全球风险社会”[6]当中,即资本逻辑宰治下的跨国公司、政客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基于自身利益制造了当今世界的危险,并导致全球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全球灾难性后果又衍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风险,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精心构建的话语体系和做出的各类脆弱承诺形成了强烈对比,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致使全球治理陷入集体性行动困境。而在“全球风险社会”当中,全人类都将面临这些风险的影响和冲击,即全人类共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7] 481的命运共同体。同时,这些风险的应对与解决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所以,各国在一个高度依存、共生共荣的“全球风险社会”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公平、正义、有效、协调的全球治理体系,“它呼唤一场价值革命”[8] 287。这就要求各国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本着对全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增进全球治理的集体性行动,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中去。

(二)政治和价值冲突倒逼我国增强与国际社会的价值沟通

与西方发达国家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基本立场不同,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决定了我国必然同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施政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与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冲突,他们对中国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例如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充满敌意,频频以主权、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但这些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冲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国战略竞争中愈发频繁。事实上,伴随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一些西方社会所珍视的正确的价值观也被总结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成为中国社会的真实追求,但西方国家自身却脱离正轨,背道而驰。同时,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致力于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并为全球贡献了大量公共产品,为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问题是:国际社会与中国存在的各种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冲突为何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实,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都对此做出过解答。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是以主体性的自由为原则的”[9] 291,这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10],即在交往中将他人或其他主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客体加以压迫。所以,当“主体性”原则在现代社会扩张时,各主体间将不可避免发生冲突。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路径不同,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西方发达国家所挑起的一系列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冲突不过是维护其既得利益的表现。中国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是建基于不寻求建立制度“同质化”的世界,是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变革,进而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人民福祉,这就必然会从根本上触及全球既有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因而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必然与中国存在着各种非正常的政治和价值冲突。未来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必须通过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来影响世界”[11] 63,必须与国际社会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即在同各方的交流互鉴中重建共同价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际社会“建立起非物质的价值共享和共生关系”[11] 64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是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各国的选择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命运。尽管各国存在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和追求。唯有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各主体才能消除主体间性,真正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才能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全球性挑战,并更好地适应全球治理发展的需要。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挑战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增进各方价值共识,进而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因素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各主体间的战略竞争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各国间的价值鸿沟,尤其是部分主体谋取一己私利的单边主义行径与固有的思维缺陷,导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缺失,并严重破坏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使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差异

面对日益严峻且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形成治理合力的原因除了全球治理体系固有的“结构性困境”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在历史、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的民族与国家。各主体价值观的分化与异质性,必然会排斥其他主体所提出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从而在坚持各自价值观的基础上陷入无休止的“价值争斗”,进而导致全球治理的分歧产生。同时,各主体价值观的差异与异质性,也决定了各主体难以就同一个治理对象、治理理念、治理方案达成共识。正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描述的,各主体间无法避免的价值冲突与分化,使任何一个单一的目标都不可能获得全体成员的赞同。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价值分化的多元主体之间构建的一套价值体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要在多元价值观中寻求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如何在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如何在价值分化与“争斗”中凝聚价值共识?或者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实现全球公共生活共同体的合作成为可能?这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的一大挑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复杂多变与各主体间的战略竞争,进一步放大了各主体间价值的异质性、冲突性和排他性,从而使如何在价值差异中凝聚价值共识变得空前复杂和严峻,其最为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调和价值的分化与凝聚、异质性与统一性、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当前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没有处理好这些矛盾,而“由此或产生‘绝对的个体主义’及由此所导致的‘自由的恐怖’,或产生‘抽象的普遍主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以对‘异质性’排斥为导向的‘统治主义社会实践’”[10]。如何求同存异,进而增进集体性行动,无疑是当前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部分主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知缺乏

全人类共同价值被各主体所接受并自觉遵循和协同践行的根本前提是获得其他主体的承认。所谓承认,即对某一事物表示尊重、肯定、认可、接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自然法的基础》中认为,“承认是决定合法关系的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彼此要求对方自由行动,并把自己的行为领域限定在对另一方有利的范围之内,这样在二者合法关系中便形成一种客观有效性的共识”[12] 75。也就是说,当某一主体的行动有利于其他主体时,便会得到其他主体的承认,这实际上是“承认”的一种理想化状态。与费希特主体承认的先验性与理想化不同,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从古典政治学出发,认为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物,从而与其他主体“处于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之中”[13] 18。也就是说,无论某一主体的行动是否有利于其他主体,在利益的关涉下,都使其难以得到他者的承认。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提出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尽管符合全球治理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但仍受到部分主体的阻挠。尤其是大变局下,西方世界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案日益陷入治理失灵的窘境,印证了西式价值观“统摄”全球治理的失败,加之各主体间战略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弱化了彼此间的战略互信,扩大了各方的主体间性,从而使部分国际主体认为弘扬中国原创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14],进而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视为中国对外的意识形态输出,视为在更深层意义上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挑战与替代,从而不遗余力地抹杀、歪曲全人类共同价值。

(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

全人类共同价值得以真正弘扬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各主体共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唯有各主体切实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化为自身行动的价值导向,方能在全球形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良好基础与环境,进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发展。然而,大变局下,曾作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领导者的美西方,大都因国内治理的失败而愈发倾向于画圈筑墙的保护主义,进而奉行单一国家利益优先的价值观,这对全球治理价值共识的凝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一方面,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经济基础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单向性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的分配失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中受益,反而使南北双方的贫富差距愈益拉大。同时,在全球经济下行,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部分主体更是无视各方共同利益,体现为逆全球化思潮突出,强行推行单边主义等,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各主体间的价值分化与“争斗”。

另一方面,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政治基础来看,自全球治理体系诞生以来,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划分,即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规则制定者与话语掌握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处于“被治理”地位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但由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阻挠,改革进程缓慢。因而全球治理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3] 36的“政治集中”状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弱势地位。同时,部分主体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强势推行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严重破坏了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

(四)西方“普世价值”论的话语冲击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封建教会和专制君主的统治,并将自身特殊利益赋予普遍性,提出了内容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论。二战后,“普世价值”被政治化,并成为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工具。基于此,“普世价值”早已被精心包装成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界限的具有所谓普适性的“永恒价值”,且对“普世价值”的“完美性”深信不疑,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自由民主国家将通过一系列复杂制度,创造“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并且无限富有的奋斗场所”[15] 376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指出,将特殊利益赋予普遍性,不过是“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16] 85。“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无视历史发展现实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价值虚设,其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的政治工具,更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建立制度、文明“同质化”世界,实现其霸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利益的单向性决定“普世价值”具有非普适性、扩张性和排他性。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以“普世价值”作为全球治理实践的价值理念过程中,必然无法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更无法实现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的“完美世界”,反而是给世界带来了更多战火和不公,这充分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以“普世价值”统摄全球治理为名、行统治之实的真实面目。相反,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以满足私利为目的,更不寻求建立单一文明一统天下的“同质化”世界,而是从全球社会化的生产实践出发,立足于多元主体的价值差异,顺应各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旨在同各方的交流互鉴中凝聚价值共识与合作共识,进而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五)精通国际传播的专业人才相对不足

自“普世价值”被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工具以来,通过包装和推广“普世价值”来同化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决策者群体与部分研究群体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可以说,研究者群体在“普世价值”的全球广泛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除了决策者群体的作用之外,其弘扬的实效性、影响力与研究者群体的能力、专业水平、战略认知紧密相关,因而人才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与不确定性增多,主体间的全球主义价值观逐渐缺失,彼此间缺乏战略互信,也导致各主体间出现了诸多误判与摩擦。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如何从国际制度和战略认知出发来思考我国怎样用好现有的国际制度[17]、国际规范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如何在多元文明文化思想共生的时空场域内,将中国原创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多元主体的价值理念和原则相融合,求同存异,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的智识资源?当下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者群体与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求还不匹配,这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高提出了挑战。当前,迫切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18] 385和国际传播艺术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切实有效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尽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共价值存在着诸多挑战,但这并不意味凝聚各方价值共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随着全球性挑战威胁的加剧和对共同利益意识的深化,全人类必将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真正铸牢“同情共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路径选择

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在多元主体价值差异中凝聚的价值共识,表征着对当前人类生存和未来生存境遇所面临挑战的一种意识自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19]。这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引。

(一)在实现共同利益中增进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情共感”

共同利益是人类社会共同体能否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影响因子,影响着共同体的理性建构、运行成效和发展方向。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以“普世价值”统摄世界的过程中,维护的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分享了实现共同利益的虚假观念,这不仅成为国际社会难以忍受的存在,而且也衍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更加剧了各主体间的价值分化。基于此,中国从“矫正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的原则出发,立足于各主体价值理念、发展阶段、利益诉求的差异性与独特性,顺应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强烈向往与追求,尊重各国“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19],提出了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以谋求中国国家私利为目的,而是出于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共同情感,旨在消解“普世价值”对全球的价值统摄,并以此为牵引,触动、唤醒、影响和塑造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信任与认同,形成情感共鸣的契合机制,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情感上、道义上的感召力,进而在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确认中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并实现对集体性行动的寻求,从而在“同情共感”中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现实地实现到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去,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价值根基。

(二)在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讲好中国故事

自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间的较量就从未停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道路和价值理念的国际影响力。因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对资本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挑战,西方国家“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思潮竭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变换策略和手法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加大抹黑中国道路、理论、价值理念的力度,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人心与阵地的斗争十分激烈”[20]。在这种情势下,西方部分主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大肆歪曲,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知存在严重的“资讯赤字”。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研究与阐释力度,形成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扩大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内外传播的覆盖面,并深化国外学界和民众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知。二是要深入研究和掌握信息传播、价值理性、制度规则、思维习惯等因素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影响,正确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在充分利用现有国际舆论场和各种国际传播媒介、渠道的基础上,努力开辟新的传播渠道和平台,让全世界获得更多真实的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信息,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进而形成价值交融的文化场、动力场和话语场,从而提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针对性、实效性。三是既要积极在国际社会阐释推介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立场、初心使命、方针政策,鲜明地展示中国故事及蕴含的价值力量、精神力量,让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能成功,还要讲清楚中国做了什么,中国未来要做什么,更要讲清楚中国不做什么、中国不是什么,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21] 266,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2]。这对于消除各主体间的主体间性,增进彼此的战略互信,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三)在对外交往实践中强化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

社会共同体成员不仅通过交往实践使自身完善和共同发展,而且也在共同发展中否定或承认彼此,进而产生价值分化或形成价值共识。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尤其是西方“普世价值”论无法解决的现实下,迫切需要各主体摒弃分歧、求同存异,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交往实践。具体而言:其一,建立对话而不对抗的新型交往机制。针对各主体间的分歧,中国始终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倡导以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坚决反对诉诸武力的暴力行径,始终致力于打造共建共享的国际安全格局,从而以和平发展取代西方“普世价值”论实践中的冲突对抗。其二,建立以真正实惠为基础的价值共识生成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在以“普世价值”论引领交往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其所宣扬的“美丽世界”,反而以政治霸权、经济分化、社会撕裂、生态失衡、文明冲突等诸多人类无法忍受的后果加剧了各主体间的价值分化。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是被赋予普遍利益外观而实现特殊利益的工具,而是旨在增进世界人民福祉。所以,各主体在对两种价值观的比较中,完全可以识破“普世价值”论的虚假性,进而在激活原有社会记忆的同时唤起对共同价值的期许。其三,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合作机制。与西方发达国家以“普世价值”论统摄全球治理所形成的单方主宰或几方共治不同,中国主张坚持多边主义体制,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致力于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数和发言权,认为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均有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和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的权利,进而以集体性行动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商共建共享取代西方“普世价值”论实践中的单向性治理。其四,建立求同存异的交流互鉴机制。与西方“普世价值”论致力于建立“同质化”世界的文明——野蛮逻辑不同,中华文化一直强调“和”,“和”包含和平、和谐之意。“和”不是一种无差别、单一的统一,而是一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统一[23]。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多元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和谐共生,坚决反对以一种文明同化、消灭其他文明的野蛮行径,要以文明共生取代西方“普世价值”论实践中的文明冲突。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表明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相容性,其引领交往实践所带来的全球普惠性发展,必将使其逐渐获得更多国家和民众的认同。

(四)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其中人才是关键。当下,我国既有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能力与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还不匹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22]。一方面,应立足于我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充分发挥既有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作用,既要潜心研究国际传播理论,提高国际传播的艺术和方式方法,增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又要为我国“从国际制度和战略认知出发来思考”[17],怎样用好现有的国际制度,更好地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智力支持,更要利用各种国际论坛、国内外的主流媒体平台等充分阐释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的声音,从而将既有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智识转化为实际的传播效能。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新生代国际传播人才的培育与储备,既要确立目标明确且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战略,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多领域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要切实增强新生代国际传播人才对国际传播工作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战略领悟能力及跨文化交流与语言运用能力”[24],培育与储备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和坚定政治立场、全球视野、深入懂得他国制度、语言、文化、宗教并精通国际传播艺术的专业人才,从而为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效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 434。中国原创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主观上并不以同化或消灭其他主体的价值观为目标,并不是以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而是“旨在消解西方‘普世价值’对全球治理价值形态的‘畸形’统一”[25],竭力化解由此而导致的全球治理集体性行动困境,寻求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矛盾关系的重新整合,进而凝聚各方价值共识,共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实现各方的互利共赢。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持续示范,全球性挑战的增多并由此而衍生的诸多威胁的加剧,共同利益意识的深化,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逐步被各方所接受并自觉遵循和协同践行,从而在全球真正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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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The Challenges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for Promoting

Shared Human Values ami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ZHANG Zhuo

 

Abstract: Promoting shared human value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gather consensus from all parties, jointly address the various global challenges ami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resolve various political and value conflict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hina. However, the path of promoting shared human valu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s riddled with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and percep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of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by some subject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the impact of the so-called western "Universal value", and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uphold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foster "sympathy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through the pursuit of common interests, integrate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in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of value for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tell the story of China effectively in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dispelling the distortion of the West towards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while addressing the "information deficit"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the concept of shared human values; thirdly,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cognition of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in foreign exchanges, and replace the idea of inevitabl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roposed in th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 theory with a new type of exchange mechanism of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fourthly,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a professional talent tea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cultivate and reserve a group of patriotic professionals with firm political stances and global vision, and provide robust talent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in promoting the shared human values.

Keywords: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shared human values; global governanc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收稿日期] 2023-04-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两种意识形态较量视阈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研究”(编号:2022CKS042)、2023年度天津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阐释项目“坚持守正创新世界观方法论研究”(编号:2023XS-0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鷟(1993-),男,山东五莲人,法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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