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的制度同构理论认为，在科层制背景下，不同的组织制度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像一个同形的巨大铁笼，即科层制同构。制度同构理论经历了科层制同构—竞争同构—制度压力同构的发展历程，同时，制度同构的目的也经历了合法性—效率—合法性的演变过程。制度同构包括强制同构、模仿同构、规范同构三种机制，而不仅仅只存在模仿同构一种作用力。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组织理论或制度变迁理论，它已从经济学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体育学、法学及信息学等领域，既可分析工商企业组织的变迁，也可分析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组织的变迁。20多年来，学者们从实证或掌握的面板数据出发，从经验的角度来验证这一理论的应用情况，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展望未来，一是要继续对制度同构目的进行深入研究，二是持续重视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研究，三是重视将制度同构理论、竞争同构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四是重点关注制度同构在公共部门组织变迁和公共政策变迁中的作用研究。
[关键词] 制度变迁；组织制度化；组织合法性；强制同构；模仿同构；规范同构
[中图分类号] D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7-0047-15
一、研究对象及其涉及学科、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制度变迁（特别是组织变迁），是研究难度较高的一个命题，但在学者们不畏艰辛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或者组织到底是趋同还是趋异呢？制度趋同(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也叫制度同构、制度同质、制度同形。制度趋异也叫制度多样化(Institutional Divergence)。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制度趋同，因为制度趋异易于理解，且容易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而制度趋同却难以理解，且无法从理论上找到根据。最早明确研究制度同构理论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制度同构的“铁笼理论”，也即在科层制背景下，组织制度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像一个同形的巨大铁笼，都是科层制结构，也就是科层制同构。
一直以来，制度同构研究都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直到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出现，这种学术研究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开始用理性选择理论来研究制度同构现象。他们认为，制度同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组织追求效率，例如，一个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率会模仿其他企业的结构或实践，从而使企业的结构或运行相似。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学学者却认为，制度同构的重要目的是追求合法性而不是追求效率[1] 506-525，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迪马乔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 1983）的文章[2] 147-160，这篇论文至今仍是这一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持制度同构追求合法性论点的学者大大超过了制度同构追求效率的学者，尽管有些学者的立场是中立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学科的学者都在用制度同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研究具体制度变迁问题，取得了令人敬佩的丰硕成果，大大丰富了制度同构理论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宋铁波等的研究对2006年前（重点是2000年前）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3] 140-145，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归纳，重点对2000年以后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
本文从“Springer 电子期刊数据库 (SP-eJournal)”和“Google学术”等用关键词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进行搜索，选取了2017年10月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共46篇，去除回信和评论2篇，最后余下44篇。本文主要使用人工阅读—归类—编码的方式进行研究。
对阅读过的论文按以下几个变量进行编码，得到了如下结果：
其一，研究涉及的学科。观察研究者所属学科，可以清晰地见到制度同构理论在诸多学科中的传播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理论分析框架的广泛适用性。44篇论文涉及的主要学科有7大类：管理学29篇（其中工商管理21篇，公共管理8篇）、社会学6篇、经济学3篇、政治学3篇、法学1篇、体育学1篇与教育学1篇。其中，研究制度同构理论的学者主要是从事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其中从事管理学研究的人占绝对优势，占近66%。同时，制度同构理论分析框架也在向法学、体育学和教育学等方面发展。
其二，研究主题。这是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主题主要通过人工费时阅读及编码来确定。由于制度同构理论主要对一个组织的结构、行为和战略、政策等有解释能力，所以论文研究的主题比较集中。具体归纳一下，可看到如下分主题：制度同构理论、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组织文化、组织关系、组织治理、报纸杂志管理、学科研究状况、大学管理、企业战略、企业行业标准、企业质量管理、企业国际化、政府报告、公共政策、转型与腐败、IT应用等共17个。其中，涉及企业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组织等方面的论文最多，达28篇，占比达63.6%。这说明制度同构理论对解释组织的结构、行为及其变迁有极大的作用，这一理论是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组织理论。
其三，研究方法。通过对每篇论文进行认真阅读，依据是否有实证研究法，主要把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即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其中实证研究方法14篇，规范方法25篇，实证法与规范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5篇。这说明传统的规范研究还是占一定优势，占比约56.8%。但是，实证研究方法得到极大发展，实证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网络调查法和电话调查法等。无论是何种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学者的研究法还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用数据说话，不管是第一手数据还是面板数据；2.明显带有自然科学研究的色彩，即先提出某种假设，然后进行验证的思路；3.注重具体个案研究。
其四，作者研究单位所属国、地区。认真阅读文献发现，作者研究机构所属国籍、地区发表的论文主要包括：美国15篇，澳大利亚4篇，德国4篇，法国4篇，英国4篇，巴西3篇，加拿大3篇，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共3篇，芬兰、丹麦、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各1篇。可见美国在制度同构理论创立和应用方面占绝对优势，达34%，美、澳、德、英、法、巴西、加7国学者发表论文总数达37篇，占84.1%。这说明欧美等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而亚非拉学者在这方面研究较少，特别是研究方法没有与时俱进，与国际主流学术研究没有共同的范式，所以，很难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二、关于制度同构目的的研究
以1983年迪马乔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发表的论文为界，关于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效率还是追求合法性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之后的近40年，争论一直未停歇。在阅读的文献中，虽然有28篇论文（比例达66%）承认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承认迪马乔等人确立的制度同构的三种机制，并运用这三种机制来分析各种组织的结构、实践及公共政策的变迁，但也有3篇论文（比例达6.8%）否定制度同构是为了追求合法性，还有13篇论文（比例达27.3%）既承认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也承认其目的是追求竞争效率（有2篇论文甚至认为竞争效率导致制度多样性之外，战略选择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也可导致制度的多样性结果）。下面对这一争论进行详细分析。
目前，绝大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当一个组织的结构或程序与另一个组织的结构或程序相似时，说明制度同构已经发生了。驱动制度同构的动力是追求合法性而不是追求效率(DiMaggio & Powell, 1983)。这是制度同构追求合法性最经典的观点。组织获得合法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只有这样，组织才能存活下来。当今，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影响下，组织同构的目的是什么？迪马乔等人提出“制度同构”范畴之后影响非常大，不断有学者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对组织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而不是追求效率的观点进行论证。合法性有三阶段，即实际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4] 77-87 [5]19-35。制度化与合法性是同一概念，制度化是合法性几个阶段的循环，即改革、扩散、饱和及去制度化[6] 153-175。以新制度主义和制度同构理论为框架，可以很好观察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公立学校公私合作关系的运行情况。北爱尔兰公立学校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制同构压力下运用PPP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工具，而爱尔兰共和国是模仿北爱尔兰使用的PPPs模式，规范同构模式体现在运用PPPs过程中会计体系方面。这很好揭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政府机构管理中的体现，使用私人资金修建公立学校基础设施比原来的政府投资方式成本还要高，没有什么高的效率，但政府还要坚持运用PPPs这个政策工具，这说明制度同构是追求合法性而不是追求效率[4] 77-87。
一个组织追求合法性是会得到回报的。一个组织要获得生存与发展，既需要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也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认可。组织得到认可也可以得到经济或其他回报，这个认可就是合法性问题。离开合法性，一个组织，如公司，不可能得到最佳回报。所以，一个组织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一定要考虑合法性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但一般的主流业务战略并未注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7] 7338-7344。组织获得合法性也可以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用组织文化的三组指标（组织结构模式、控制和协调机制和知识共享实践）来衡量德国、丹麦、澳大利亚和斯洛文尼亚四国的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的同构关系，可以得出，国家文化会影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与国家文化同构的：其一，高度的人际关系信任和制度化的信任驱动的国家文化倾向会促进组织文化中的知识共享；其二，具有高权力委托的国家文化天赋传统产生的组织文化偏离了等级制结构，更偏向于分散和平等的平等组织结构；其三，具有高度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倾向于赞赏偏离投入和行为控制的组织文化，强调产出控制。国家文化会影响组织文化，组织文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和机制，而组织行为和机制会帮助和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8] 259-279。对组织合法性的测量有难度，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戴维·L.提浦豪斯(David L.Deephouse)以美国1985-1992年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大都会区商业银行为例，用描述统计方法论证了制度同构确实带来了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即战略同构会导致银行监管者和社会媒体的认可，从而导致合法性。对银行合法性的测量主要是三个指标：年限、规模和绩效。监管者不考虑银行的年限和规模，而只考虑绩效，有绩效就有合法性，就会获得监管者的认可。虽然媒体也不太关注年限和规模，但还是以年限和规模给予合法性[9] 1024-1039。
制度同构既可以导致制度或组织合法性的提高，也会导致制度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和效率的统一。上述结论与迪马乔等的观点有显著的差异。
如何理解这种统一性呢？一方面，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制度同构的结果就是制度的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同质就没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制度同构的目的也是追求效率或者创新，没有创新或效率就没有发展，就没有个性，制度的效率也是制度生存和繁荣的关键[10] 108-114。
运用传统规范研究方法进行制度同构理论的研究仍是学术界的主流。制度同构两种目的追求在万维网组织中也有体现。环境分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是追求效率，而制度环境是追求合法性。在强制度和弱技术环境中运作的组织会在他们的网络展示中尽最大努力，创建最大的网站。在强制度和弱技术环境下运作的组织在他们网络中的自我表现和创建最大网站方面花费了最大努力，在强制度和弱技术发展的组织部门操作将试图增加他们的合法性和比所有其他组织更公开强调自己的网络嵌入性获取新资源。在高技术部门运作的组织将试图控制和协调他们的生产活动，通过不公布其内部组织结构来缓解他们的环境影响。在高制度和技术薄弱的行业中运作的组织将试图公开展示其生产活动，并通过发布其内部组织结构来创造透明度。组织越专业化，组织成员越可能通过组织的网站与其环境直接联系[11] 100-106。中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174个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既受到竞争同构（效率）的影响，也受到制度同构三种机制（追求合法性）的影响。同时，企业的能力（会产生效率）与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对企业国际化综合产生影响，企业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能力和管理能力）加强了强制同构的作用，而弱化了规范同构的作用，模仿同构与企业能力对企业国际化不会产生影响[12] 506-525。
用描述的方法、从纵向发展角度来考察芬兰全国报纸同构变迁的动力有一定的说服力。美国学者M.蒂娜·大秦（M.TINA DACIN，1997）从制度压力（主要是规范同构压力）因素和竞争压力因素两个角度论述了追求合法性和追求效率在芬兰报纸创建中的作用。民族主义作为制度压力因素主要是从全国范围内影响，而经济效率因素主要从地方范围内进行影响。制度压力和效率压力共同作用于芬兰报纸组织的创建[13] 45-81。英国橄榄球组织从业余组织到职业组织的变迁也一样受到效率压力和制度压力的驱动，不同的是：起初是受效率压力的驱动，后来是受制度压力的驱动[14] 13-39。德国监狱和建设管理的治理也有竞争和合法性两种制度环境，而不是只有一种制度环境。在这两种制度环境下，控制手段有4种：随机性、竞争、监督和相互性。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在四种控制手段中起一定的作用[15] 213-233。治理和制度同构很难研究，作者却把二者结合得很好。丹尼斯·泰勒和莱梯佛·澳依兰(Dennis Taylor & Latif Oylan)主要是用制度同构理论（主要指强制同构和模仿同构）、解耦和管理主导逻辑来分析其在2003-2005年澳大利亚33个城市政府环境披露报告中的作用。强制同构是指政府通过为公营部门实体发布新的环境报告准则，模仿同构是指起主导地位的城市政府的环境披露报告的引领作用。制度同构在其中的作用是为了追求合法性。解耦是指环境披露报告与组织实际运行不一致。管理主导逻辑是指政府官员从公共利益出发，有利于披露，而CEO和专业人员从效率出发，不利于环境披露。所以，在环境披露报告的相关行动者中，追求合法性和效率是制度同构的两种目的[16] 7-21。
最初，虽然迪马乔和鲍威尔创新性地提出了制度同构理论，但这种理论只是一种抽象，很难用实证方法验证。在本世纪，有些学者在实证方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ISO 9000 标准”系统，企业中的人对它是什么态度？奥利维尔·波依诺(Olivier Boiral)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于1998年和2001年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50个人进行了访问，分三组，即管理者、质量专家和工人，即称之为仪式集成商、质量热情者和不同意见者。这三种人对“ISO 9000 标准”有不同意见，管理者认为这个标准对改进产品质量和企业绩效没多大作用，是为了仪式和追求外部利益，也可称之为追求合法性；质量热情者认为是管理一种工具，可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工人完全反对，采用暗中抵制态度。可以看出，追求效率和追求合法性是企业的两种价值追求[17] 720-737。伯特兰·维纳德(Bertrand Venard)用深度访谈法证明了同构的两种目的。他主要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经济转型期制度同构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对522个私企的高级经理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问卷，在第一手资料中验证自己的假设论点。最后得出了以下结论：制度质量与腐败呈负相关，制度质量主要表现为法律框架、制度执行、金融制度等，制度问题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俄罗斯，强制同构与腐败没有关系，制度质量与公司采取腐败决定无关；竞争同构与腐败水平呈正相关，竞争越激烈，腐败越严重；模仿同构与腐败有关，一个公司有不公开实践的成功，其他公司就会模仿这种腐败行为；规范同构在腐败中起作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收入越高，其子公司的腐败水平越低；最后，经济政治化影响了俄罗斯的腐败程度，经验数据表明，若更多的政治家和官僚对公司行使控制权，那么，组织选择采取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总之，竞争同构和制度同构都对俄罗斯的腐败有影响[18] 59-76。马里奥·萨马诺(Mário Sacomano)等以访谈法和文献法为基础，运用制度同构理论和控制理论论述了巴西汽车模块化设备中的同构和制度控制。制度同构有三种机制，制度控制有正式的形式和非正式的形式。汽车制造商运用制度同构和制度控制塑造了设备供应商等的行为，同时，其也认为竞争同构在巴西汽车工厂中大量存在[19] 524-544。他们承认该企业同构既追求合法性，也追求效率，他们的研究有一定新意。
从上述争论情况来看，持制度同构目的是合法性的观点占据了主流，持制度同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和效率的人也不少。但是，持制度同构目的是追求效率或者说既非合法性也非效率的观点比较少。虽然有些学者承认制度同构机制，特别是承认模仿同构机制，但他们认为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效率而非合法性。发达国家大学机构之间出现了制度同构，例如，各大学都有大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利润和效率，而不是为了开阔大学生视野，主要是模仿企业在市场中进行竞争[20] 6-18。有学者对西班牙77个金融公司的全面质量管理实施时间与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先使用全面质量管理的公司有好的绩效，而模仿前者的公司没有好的绩效，所以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效率[21] 103-119。实际上，纯粹支持制度同构目的只追求效率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多。
有人完全否认制度同构的动力，认为制度同构的目的既非合法性也非效率。克里斯汀·奥利弗(Christine Oliver)使用网络分析研究方法，对加拿大多伦多1970-1982年389个社会志愿服务组织进行了分析研究。种群生态学认为竞争会导致组织同构，制度同构理论认为组织为了追求合法性而导致同构。他认为，上述两种理论假设没有被证明或没有从实验上进行证明，也没有从经验上与战略选择观点进行比较。战略选择观点认为组织在选择其结构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认为组织与环境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既不是竞争也不是追求合法性导致同构或组织多样性的减少。集体战略分类学认为有四种组织：同盟(confederate)、偶联(conjugate)、凝聚(agglomerative)，以及有机(organic)，依据直接联系或间接联系、竞争或非竞争两组指标交叉进行分类，凝聚集体是竞争但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有机集体是既没有竞争也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同盟集体是既竞争又相互联系的组织，偶联集体是既竞争但没有直接相互联系的组织。他认为，在同盟、偶联和凝聚集体中缺乏同构的证据意味着环境与结构之间的联系薄弱[22] 543-561。
三、关于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研究
制度或组织通过三种机制获得合法性，即强制同构、模仿同构和规范同构。三种机制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划分，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开来。对三种机制的作用力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认识不一致。有人认可三种机制的同等作用力，有人只认可某一种机制或某两种机制的作用力，还有人认可三种机制在制度同构中作用力是不平衡的。自从迪马乔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提出三种制度同构机制的一段时间里，对模仿机制的研究最为热潮。但是，近20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大部分学者没有区分强制同构、模仿同构和规范同构三种机制作用的强弱问题，只是平等抽象地看待三种制度同构机制。伯尼斯·戴维斯(Bernice Davies，2015)认为三种机制也即制度或组织通过三种认识途径获得合法性。强制同构是获得政府的认可，如法律或监管框架；模仿同构是获得公众的认可，如对类似行为的期望或机会；规范同构是专业认可，如正式训练、标准和企业研究的专业标准。澳大利亚维多利来州医院治理实践中NMP项目就是通过以上三种机制获得合法性的。
在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研究中，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仍是主要的研究法。苏珊·科比和保罗·L.雷特勒(Susan Corby & Paul L.Latreille)运用文献研究法，用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同构理论进行制度变迁研究，给读者提供了清晰的制度变迁画面。他们主要论述了最近50年英国就业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s)的制度变迁过程：从有特点的、非正式的机构到与民事法庭(the Civil Courts)合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同构的三种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是政府提供资金，所以强制同构在起作用；民事法庭创立较早，模仿民事法庭的模仿同构在起作用；就业法庭和民事法庭的法官都来自大学，接受了专业法律训练，规范同构在起作用。就业法庭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法庭组成，法律规范、程序的正式化，易接近性的限制及诉讼成本等方面[23] 387-406。奥洛夫·荷朗斯登等(Olof Hallonsten)以面板数据为依据，用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制度同构机制来分析瑞典科研资助计划的目的和效果。这些公私资助计划主要是针对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主要是博士后。但是，很多学者却得到了多项资助，从而不经意地产生了资助资金的聚集效应，这主要是因为资助机构之间没有很好地进行协商。强制同构主要是政府法制、监管，模仿同构主要是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新资助机构会模仿已经实施资助制度的机构，规范同构主要是新行为者遵守系统中生动的规范制度[24] 249-260。赖基鸿(Kee-hung Lai)等以规范研究为依据，运用制度同构三种机制来分析IT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运用问题。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分析了IT技术采用者运用三种同构机制时的目标、特性、禁令及缺点，也分析了IT技术采用者管理中的问题[25] 93-98。
制度同构机制有强制同构、规范同构和模仿同构三种，那么制度同构机制引起公共部门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雷切尔·阿什沃思(Rachel Ashworth)等主要用制度同构理论并且通过网络实证调查分析了2001-2004年英国地方公共部门的变化。组织的变化可从四个角度看，即结构、文化、决策过程和决策内容，学者一般认为，制度同构施加的压力在组织结构和决策过程方面要比组织文化和决策内容方面要大，但他们却得出相反的结果，还把同构分成“遵守”和“一致”两种情况进行研究。“遵守”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组织朝着一个成功的组织模式发展，而“一致”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之间很相似。这篇论文对研究公共部门的组织变化有启发[26] 165-187。
总之，上述研究只是笼统论述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作用，并没有进行分类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研究局限。
有学者特别强调模仿同构和强制同构的作用，不太认同规范同构机制的作用，并运用规范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托米·J.卡里奥等(Tomi J. Kallio，2013)以芬兰3个市政公共单位转变为市政企业为例，说明模仿同构和强制同构是芬兰市政公共事业单位变为市政企业的主要驱动力，不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转型的主要原因。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与种群选择理论一致的，明确要求公共部门或公用事业单位学习企业的管理方式，其目的是追求效率。苏珊·帕克(Susan Park)以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对亚洲发展银行相关官员进行了采访）为基础，主要是用制度同构理论中的强制同构机制和模仿同构机制理论分析了亚洲发展银行问责机制的产生过程。他认为，在美国等捐赠国的强制压力下建立的问责机制，反映了西方的文化，即组织要透明、有责任。同时，它也是模仿世界银行问责机制的结果。但这个问责机制与亚洲发展银行的组织文化不协调，亚洲文化是追求经济发展和确保国家主权完整，所以，许多国家抵制亚洲发展银行到项目实施地进行调查，即调查项目对该地人民的负面影响，可以向亚洲发展银行进行索赔。问责机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以实现其目的。他认为，未来也不能发挥很好作用[27] 217-239。他的研究成果颇有价值。希瑟·A. 哈夫曼和汪勇祥(Heather A.Haveman,Yongxiang Wang)使用了二手面板数据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并用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理论研究了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问题，即非交易股权所有者对交易股权所有者的补偿问题。初步分析表明，模仿性同构和强制性同构可以解释对价聚集现象，而规范性同构不能解释它。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比率），因此，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强制性同构的影响事实上也是微弱的。这样，不仅利用制度同构理论解释了对价高度聚集的奇怪现象，而且还把制度同构理论中的三种不同因素——已有的研究很难区分它们——分解开，从而推动制度同构相关研究的发展[28] 17-51。
制度同构与制度化有密切关系，制度同构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化的过程。卡洛斯·阿尔贝托·桑帕约·弗雷塔斯和托马斯·阿基诺·吉马良斯(Carlos Alberto Sampaio Freitas & Tomás Aquino Gui-maraes，2007)研究了制度同构、制度化和合法性在巴西审计法院业务审计制度化中的作用关系问题，他认为巴西审计法院业务审计是模仿同构的产物，然后模仿同构促进了强制同构。
在组织制度化过程中，三种制度同构机制的作用力是不一样的。雷察德·M. 克勒肯(Richard M.Clerkin)使用了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了印第安纳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同构和制度化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有特别任务的非营利组织结构会更相似；同时讨论了三种制度同构压力在影响非营利组织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组织有联系的组织的组织制度化程度高于不隶属于其他组织的组织，这时，规范同构压力和强制同构压力都有影响，但强制同构压力更大；报告其收入来源变化的组织比没有报告其收入来源变化的组织具有更高的组织制度化水平，这时规范同构压力在起作用；组织收到的收入越多，组织越制度化，这时强制同构在起作用；注册的组织比未向任一实体注册的组织更为制度化[29] 1-6。
规范同构在学术界也起着明显的同化作用，规范的压力被建立在论文发表、获得学术证书、研究生培训过程和为职业发展所确立的要求上。社会运动是对“二战”后世界公民参与行为的统称，也是某种思想主导的产物。史蒂芬·C.鲍尔森(Stephen C.Poulsn)等通过对研究社会运动有影响的两种期刊（《动员：国际期刊》和《社会运动研究：社会和政治抗议杂志》）所发表文章进行分析发现，对社会运动的研究着重关注西方的社会运动。主要论述社会运动领域研究被狭隘主义思想占领着，这种思想就是规范同构，就是研究自己的社会。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杂志是国际化的，这种规范同构影响着这一领域的研究[30] 222-242。美国的会计学研究很明显受到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压力（特别是规范同构的压力），因为其认为不是竞争同构影响了美国的会计学研究。在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压力（特别是规范同构的压力）下，美国会计学研究出现了同质的现象，而不是多样化的现象，即财务会计研究占绝对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在会计类顶级期刊的主题论文、手稿竞争奖励、SSRN下载的论文统计、博士培养计划、任期与晋升5个方面[31] 387-409。
迪马乔和鲍威尔的三种同构机制理论影响很大，很多学者都在引用他们的观点。模仿同构机制是三个制度同构机制研究中最充分的，此时，对模仿机制分类的研究更加深入，而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还未达到分类学研究的程度。马克· S.密苏奇和丽莎·C.芬(Mark S.Mizruchi & Lisa C.Fein)通过对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和管理学刊物的26篇制度同构的论文进行描述统计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学者研究模仿同构较多，研究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较少。研究还发现，中心地位的学者比外围学者更可能使用模仿同构，社会学家比组织行为学家更可能使用除了模仿同构之外的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也使用模仿同构），在高级别的社会学及组织行为学的学术部门的研究者比低地位级别学术部门的研究者更可能只使用模仿同构，经过社会学部门训练的研究者更可能少使用模仿同构。为什么学者都只研究模仿同构呢？原因之一是迪马乔和鲍威尔的三种同构机制本身不容易划分，同时，大多数学者用模仿同构替代了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32] 653-683。体育竞技组织也会受到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和竞争同构的影响。丹尼·奥布莱恩(Danny O' Brien)以深入访谈的方法访问了英国橄榄球联盟43位关键成员，剖析了英国橄榄球组织从业余竞赛组织到职业化组织的演变过程，也即业余逻辑到职业逻辑主导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竞争同构与强制同构、规范同构和模仿同构三个制度同构机制共同驱动着这个组织的变迁。他的独到之处在于，特别分析了模仿同构驱动橄榄球组织变化的三种形式：时尚潮流化、地位驱动及社会学习。这个研究成果展现了英国橄榄球组织变迁的完整故事。Jen-Jen Tseng和Ping-Hung Chou主要运用模仿制度同构机制理论分析中国台湾地区金融行业并购的实践，他们把模仿同构又分为三种，即基于频率的同构、基于特性的同构和基于成果的同构，且主要运用基于频率的同构来分析台湾地区金融业的并购[33] 1451-1469。
制度同构理论影响如此之大，否定它是要有学术勇气的，但确实有学者否定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作用。这种探讨既可促进学术争鸣，推动研究方法和思维的进步，又可推动对此理论的理解。杰夫瑞·莱特(Jeffrey Leiter)以文献法和访谈法为基础，用组织特征（官僚制、就业条件）、诱发制度同构的因素（衡量强制同构的有：国家、与总部隶属关系、从捐助者得到的收入、供应商或客户集中度、工会力量；衡量模仿同构的有：目标的模糊性、收益下降、变革和资源共享；衡量规范同构的有：咨询、经理的教育）和控制变量（组织的规模、年限、松弛）三个指标对随机抽取的2001-2002年澳大利亚93个非营利组织制度同构情况进行了测量，最后得出了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制度同构的情况，制度趋异性更加明显[34] 1-31。
艾米莉·巴曼(Emily Barman)等以美国波士顿大学里的379个非营利组织面板数据为依据，用新制度主义的压力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分析了非营利组织的结果衡量(outcome measurement，简称“OM”)实践问题。与传统观点——三种制度同构压力可能导致制度越来越相似——不同，此文认为组织能力可以导致OM实践的不均衡实施，也就是异质性。如何衡量组织能力呢？其使用了韦伯官僚制的概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管理能力、专门人才和非人格化。组织能力的三个方面决定了是否采取OM实践，而不是主要由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决定[35] 70-92。
弗雷德里克·克莱耶和特伦斯·杰克逊(Frederik Claeyé& Terence Jackson)从意识形态角度批评了制度同构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通过对南非东开普敦省14个NGO的访谈，论述了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在NGO管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NGO越来越像商业组织，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管理话语系统强化了这一“援助绩效”思想。他们分析了新制度主义这面镜子的局限性，认为制度同构是一种模仿，是殖民地模仿殖民者的文化和结构的过程。他们建议寻求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混合的管理理论来指导调查研究工作[36] 602-622。这明显是对西方组织理论范式的否定，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变迁理论。
总之，绝大部分学者非常认同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在制度化过程中的解释力，只有少部分的学者持否定态度。从学者研究的态势看，承认和研究模仿制度同构和强制制度同构主导作用的较多，承认和研究规范制度同构的学者较少，且仅局限在研究文化或大学教育领域的研究者。
四、关于制度变迁结果到底是趋同还是趋异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承认制度追求合法性的结果导致了制度的相似性而不是相异性，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制度同构的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即制度变迁的趋势可能趋同也可能趋异。自从“铁笼”同构理论提出之后，制度变迁的结果是趋同或同构是学术界主流观点。但有少数学者认为，制度变迁的结果既可能是趋同(Convergence)也可能是趋异(Divergence)。而且，无论是在制度环境压力（强制同构、规范同构和模仿同构）的条件下还是在技术竞争（竞争同构）的条件下，都会产生趋同或趋异的结果，这主要看制度变迁的条件。产生制度同构条件主要有以下4个：强大的外部权力；制度模式的感知的功能和规范吸引，跨国制度企业家的认知和规范的一致性；利益相关者的制度模式的合法性；无差别市场的直接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产生制度趋异化的条件也有4个：对本土制度规则的强力维护；不同国家作用者的认知和规范框架的不协调，制度互补性，制度差异中掌权者的利益；特殊制度模式合法性的缺失和特殊领域的需求；差异化产品和企业的结构化自治[37] 150-166。按照这种推论，制度同构﹦制度趋同或趋异、竞争同构﹦趋异或趋同，这就打破了制度同构﹦制度趋同、竞争同构﹦趋异的固有观点。
阿希姆·奥伯格(Achim Oberg,2009)等以对德国689个组织的网站进行电话访问为依据，研究了万维网中组织自我表现的制度同构现象。他认为，在相同的环境下，互联网中的组织自我表现有同质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互联网中的组织自我表现有异质现象。在制度同构情况下，网站的规模、邮箱地址和对外链接这样的社会线索依据环境不同而变化。互联网中的组织自我表现的同构是一种符号同构，因为其只观察发布的行为的规律性而未涉及到组织的结构。
有少数学者完全否认迪马乔等人制度变迁是趋同的观点，认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趋异。西尔维奥·坡帕迪尔克(Silvio Popadiuk)等依据资源依赖的观点及组织的新制度主义观点，从理论上论述了与迪马乔制度同构理论相反的观点，即制度同构不是追求合法性而是通过保持竞争优势来追求效率，其结果就导致了组织的多样性[38] 455-475。既然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制度同构的现象，就要对制度同构的理论进行重新界定，要重视制度或组织趋异化的结果。其理由如下：其一，趋异意味着效率，只是最终有效和富有成效的组织方法尚未被发现、传播和制度化；其二，趋异或制度多样化并不意味着制度整齐划一，并不意味着只有遵守或消除变革；其三，较弱的制度压力可以使组织有更大的空间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探究自己的使命；其四，组织多样性意味着有较少的官僚主义和组织霸权；其五，制度异质性意味着反应性，异质性意味着公共部门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公众需求，异质性意味着私部门针对多样性的需求提供多样性的供给[34] 1-31。
制度变迁的趋势是趋同和趋异的统一。美国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是管理学领域内的必读期刊，詹姆斯·贝利(James R. Bailey,2013)研究了这本杂志取得成绩的原因以及如何取得进步的。制度同构力量（特别是强制性同构力和模仿性同构力）使这本杂志取得合法性，使它与其他学术杂志同质化，而规范的力量使这本杂志具有特殊性（当然规范的力量也使这本杂志具有合法性）。制度的同构力和创新力被作者分别称之为“铁笼”和“猴子的爪子”。正因为这本杂志在同质和创新之间维持了平衡，才有它突出的成绩。所以，制度的同质和创新是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向(James R. Bailey，2013)。美国的会计研究只有一种同质方向，存在严重的制度同构问题，这对美国会计学术研究有不利影响，主要是缺乏多样性，就像非洲猎豹近亲繁殖导致不育和出生率下降一样，所以，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改革(Brad Tuttle & Jesse Dillard，2007)。杰弗里·莱特(Jeffrey Leiter)主要用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会导致制度多样性），并用网络调查和电子邮件等实证研究方法比较了美国和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在结构方面的同构性或相似性程度。他从部门化、层次、形式化、自主性、工作强度、年限和组织等方面发现了相同性，而在全职和全部就业百分比两个方面却有不同。如果非营利组织有更多的同构性，那么多样性、创造性和个性就会丧失[39] 67-91。
伯纳德·科纳斯(Bernard Colasse)等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主要是运用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中的竞争同构理论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模仿同构理论及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法国2007年度全国会计理事会创始的制度变迁情况。竞争同构和路径依赖会导致组织趋异，而制度同构会导致趋同。同时用比较方法研究了法国全国会计理事会变迁的两种路径，一种是模仿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一种是法国传统制度路径依赖的影响，即法国独立的行政机构[40] 25-55。有新意的是：用竞争同构、模仿同构和路径依赖这三种新制度理论框架来分析法国会计理事会机构的制度变迁。
总之，制度同构的结果是趋同这种观点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由制度变迁的条件决定的，可能是趋同，也可能是趋异。有人认为，制度变迁的趋同和趋异是对立统一的，正因为有制度变迁的趋同与趋异，才有制度的逐步发展。还有人认为，制度变迁的结果是趋异，这既可能是制度同构追求效率的结果，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制度同构的结果。
五、关于制度同构理论对公共政策同构解释力的研究
以前学术上很少研究公共管理部门政策同构性问题，这种现象在本世纪有所改观。用制度同构理论来分析公共政策，有很好的说服力。安德斯·R.维莱森(Anders R.Villadsen)将政治行政人员的结构性嵌入性视为城市政策同构性的先决条件，调查了丹麦268个市镇验证了作者的假设，主要分析了教育政策、小孩抚育政策和老人抚育政策三个公共政策同质问题。市长的社会网络联系可以为市长的市政决策和城市政策同质提供信息和期望，这个网络中有议会、董事会、协会、社区、社团等。最后得出结论：处于社会关系中心位置的市长更能影响政策同构；农村的市镇更易政策同构；公务员队伍弱的市镇更易政策同构[41] 573-599。
公共政策的实施就是组织实践，这也存在实践同构现象。斯蒂芬妮· M. 汤森(Stephanie M.Townsend)等利用访谈法对美国一个州24个社区的强奸防止计划进行了研究，尽管这24个计划在地理位置上是分散的，但它们的结构和内容都趋于同形。这可用迪马乔等人的制度同构理论进行解释。从24个社区计划看，技术不确定会导致模仿同构，行业网络会导致规范同构，政府资助和社区规范会导致强制同构[42] 367-382。
克劳迪奥·M.拉达埃利(Claudio M.Radaelli)以文献研究法为基础，用政策转移理论和制度同构理论分析了欧盟的公共政策问题。他研究了3个案例，即欧盟单一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媒体所有制政策。在3个案例中，政策传播过程中有制度同构现象。欧盟单一货币政策是模仿德国货币马克的产物，这个同构过程也有强制同构的因素。税收政策没有现成的成功国家模型来仿效，媒体所有制政策在制度同构方面很成功[43] 25-43。
六、关于制度同构理论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中的作用研究
用制度同构理论研究企业的最多，其次是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对政府组织研究最少，而对上述三种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就更少。彼得·弗兰坎(Peter Frumkin)等以1991年搜集的美国《国家组织研究》上的三种组织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在三种组织中的作用力情况。他认为，制度同构对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制度同构压力对政府组织影响较大，对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影响相对较小，这会导致政府再造。受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的影响，政府组织更像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受模仿同构的影响，政府组织更像传统官僚机构[44] 283-307。
非营利组织有诸多类型，制度同构在不同类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杰弗里·莱特(Jeffrey Leiter)以澳大利亚218个非营利组织面板数据为依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了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同构情况：在一个行业里，最容易产生制度同构。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三个非营利组织中，医疗保健行业最容易产生制度同构，这是由于行业特殊，国家监管严，行业有统一的规范[45] 1037-1070。制度同构压力不是统一的，压力是分等级的。医疗保健组织对不同的制度压力反映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托马斯·D'奥诺(Thomas D' Aunno)等使用了电话调查法，对美国362个药物滥用治疗单位的高级管理者进行了电话调查。他认为，美国药物滥用治疗单位面临制度一致性压力到矛盾性压力的变化。许多美国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使用了多种药物滥用治疗。但这些中心在提供这些服务时面临多种矛盾需求压力，这些压力既来自传统精神健康部门，也来自新的药物滥用治疗部门。面对这些矛盾压力，这些中心采用了明显的矛盾实践。与传统部门的制度同构与母精神健康中心和其他精神健康中心的支持成正相关关系[46] 636-661。对非营利组织的制度同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加深了对制度同构作用机制的研究。
七、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制度同构理论经历了科层次同构—竞争同构—制度压力同构的发展历程，同时，制度同构的目的也经历了合法性—效率—合法性的演变过程。制度同构理论是一种很有影响的组织理论或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已从经济学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体育学、法学及信息学等领域。这种理论既可分析工商企业组织的变迁，也可分析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组织的变迁。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一主流观点。制度同构有三种机制，对三种机制作用力的研究深化了、改变了之前只注重研究模仿同构的现象。迪马乔等的制度同构理论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很难进行经验研究。20多年来，学者们纷纷克服这一难题，他们从实证角度出发，或者从掌握的面板数据出发，从经验的角度来验证这一理论的应用情况，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
制度同构是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国的各种制度变迁中也是如此。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主要集中于教育学、工商管理和经济学领域，政治学或公共管理领域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严重不足。相信经过各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在此领域进行努力探索，并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梳理国际学术界对制度同构理论的研究，并观察国内学术界对此理论的研究情况，后续研究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制度同构目的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主流观点认为，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合法性，但也有人认为制度同构的目的是追求效率。制度同构追求效率容易理解，但是，制度同构追求合法性却难以理解。而且工商管理领域的学者比其他领域的学者更坚持效率这一立场。学者们会继续探讨这一主题，并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突破，特别是要用实证方法和大数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其次，持续重视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研究。制度同构三种机制是制度同构理论的核心，不了解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就不可能理解制度同构理论。中国学者很少探讨这一问题，且只有少数学者探讨了模仿同构压力在公共部门的作用这一问题。所以，认真探讨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制度同构三种机制在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中的具体表现等等，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任务。
再次，将深入探讨制度同构理论、竞争同构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三种制度变迁理论结合的研究。制度同构理论强调制度变迁追求合法性；竞争同构理论强调制度变迁追求效率；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制度变迁中传统制度的惯性作用，也就是强调制度的模仿同形作用。所以，用上述三种理论同时研究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会得到全新的认识，这方面的研究在后续研究中将得到补充和完善。
最后，制度同构在公共部门组织变迁和公共政策变迁中的作用研究将是一个重要关注点。制度同构理论最初是针对公共部门的组织变迁而提出的，但工商管理领域的学者研究这一主题的最多。公共部门组织的制度同构及公共政策的制度同构主要是追求合法性，企业制度同构的目的主要是追求效率还是合法性呢？后续的研究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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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收稿日期] 2023-03-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系统巡视巡察制度变迁及其效果研究”(编号：XJK20A-JG003)、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党的巡察制度运行机制及效用评价研究”（编号：20YJA710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田湘波（1965-），男，湖南沅陵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制度和廉政制度研究。
A Review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Theor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TIAN Xiangbo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first proposed by Max Weber, believ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bureaucracy,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s become increasingly homogeneous, more and more like prisoned in a giant iron cage, that is, bureaucracy isomorphism.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has evolved through the stages of bureaucratic isomorphism, competitive isomorphism,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 isomorphism. Meanwhile, the purpose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legitimacy to efficiency and back to legitimacy.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ncludes three mechanisms: coercive isomorphism,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normative isomorphism. As an influential organizational theory or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t has extended from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o fields such as sociology, management, politics, education, sports, law,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llowing for the analysis of changes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cholars have verifie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based on empirical or panel data, and achieved consider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re are several key areas of fucus. First, in-depth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purpose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second, continued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study and research on the three mechanisms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third, research should aim 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mpetition isomorphism,and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fourth, there should be a particular focus on study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policies.
Keywords: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coercive isomorphism; mimetic isomorphism; normative isomorp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