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中，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增长”为首要任务的发展目标，并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置于边缘地位进行考量。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世界自然保护大纲》《21世纪议程》为代表的报告和文件中，提出过以可持续发展模式修正并取代粗放式发展模式的目标，并将生态与环境作为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来进行考量与部署。但在实施过程中，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一步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态鸿沟”的扩大[1]。在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不断突出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绿色发展这一理念随之应运而生，以作为对可持续发展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继承与创新，最大程度上为解决人类社会目前及以后所面临的相关问题提供方法依靠。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超越国别和地区限制的全球性问题，仅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能力无法应对问题本身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发展领域内的绝对界线被打破，共同参与、共同引领逐渐成为全球绿色发展议题的新格局[2]。新的战略环境为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话语权领域突破原有限制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的“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具体目标[3]，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 15）在中国的召开等一系列承诺和活动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快参与到全球绿色发展的进程中，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也将正式被纳入到中国整体国际话语权建设体系之中。

一、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理念塑造

（一）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概念界定

“话语权”是指某一行为体就所关切的问题在一定平台或渠道上发表自身意见和看法的权利或权力。“话语权”这一概念本身，需要依靠一定的载体来得以实现，而载体在分配过程中又扮演着具有有限性特征的“资源”角色，所以无论在哪种维度上，“话语权”都客观存在着竞争属性。因此，“话语权”在被界定为“权利”的同时，也被定义为了一种“权力”。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权”概念下的重要分支，是将“话语权”放在国际维度上所得出的概念。由于国际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现实主义学派对国际政治的解读更是基于“权力”视角，因此，“国际话语权”相较于“话语权”而言，“权力”性质更为强烈，综合其手段及目的要素考量，“国际话语权”可以被定义为某一行为体通过外交、文化等手段，在国际社会上基于发表意见、传输价值观念等目的的权利或权力[4]。各国出于生存目的而产生的权力追求倾向[5] 34，导致“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主权国家之间展开竞逐的重要领域之一。

同时，“国际话语权”也是一个体系性概念，其宏观上的涵盖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微观上则表现在宏观之下的具体议题层面。“国际话语权”主要涉及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五个方面[5]，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及配合形成了“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运作方式，而针对不同话语内容的“国际话语权”则是在话语施行者、话语对象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话语内容聚焦于特定议题或事物的塑造形式之一。学界在“国际话语权”微观层面上的已有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随着新议题的出现，国际话语权的微观内容也得到了新的填充，如文秋芳等人界定的学术国际话语权[7]，聂鑫炎、张敏等人提出的人工智能国际话语权[8]，以及秦晓茹、王刚等人定义的反贫困国际话语权等[9]。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是针对于绿色发展领域所衍生出的从属性概念，指某一行为体在国际平台上，针对绿色发展议题发表意见、传输价值观念以及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权利或权力。

（二）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因素

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实力、理论、利益和道义[10]，而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因素与国际话语权基本一致，但具体范围则根据议题属性有所调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1] 16。站在未来世界视角下，作为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一种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自身带有很强的道义属性。而绿色发展作为对可持续发展在生态环境领域内的继承与创新，也具有与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的道义属性。因此，作为影响国际话语权因素之一的道义，客观上成为了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固有属性，扮演“变量”角色的影响因素主要聚焦在实力、理论和利益三个方面。

首先，建构在综合国力之上的绿色发展能力是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综合国力直接决定了一国国际话语权物质基础的强弱，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概念下的分支，同时受到来自两个角度的因素影响，即综合国力和绿色发展能力。此外，各国在绿色发展领域中的建设成果也直接关系到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如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所展示出的相对强势的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就是建构在其综合实力可观且绿色发展能力较强基础上的。欧盟是全球范围内多变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先行者[12]，不仅实现了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的目标[13]，还制定了2030年实现减排至少40%的目标[14]（虽因俄乌冲突有所变化）。

其次，完善且具有包容性的绿色发展理论是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补充。理论水平直接影响着话语内容的说服力和渗透力，而是否能够充分解释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从理论视角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也直接影响着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西方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生态观、社会观、经济观和技术观[15]，并以可持续发展生态观为核心，将四种发展观融合为一体，拓展到具有继承和创新关系的绿色发展领域之中。得益于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内更具先发优势的理论体系，美国在《巴黎协定》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联合欧盟、非洲国家组成了所谓的“雄心壮志联盟”，将美国在气候领域中的升温控制等目标进行推广的同时，在气候治理的大国博弈过程中更不断推动国际合法性向自身倾斜。

最后，与他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内的绿色利益关系是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依托。利益需求创造了国际话语权的拓展和生成空间，利益关系表现为话语关系的基础[16]，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则依赖于各行为体在清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利益共存程度。早在2012年，欧盟便宣布将提供价值5000万欧元的技术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使用可再生能源；而在2019年12月出台的《欧洲绿色政纲》（The European Green Deal），在“致力成为全球领导者”一章中，提出了“制定适用于全球价值链的标准”等路径[17]。在利益关系上行动和规划的同时发力，使得欧盟目前在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二、中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现状解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也助推了我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但同时，中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过程中也存在短板，尤其是尚未在绿色发展能力、绿色理论体系和绿色利益关系三个方面形成“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进一步深化。

（一）绿色发展能力：传统能力的强势与新兴能力的相对弱势

绿色发展由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三者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1]，其中，经济系统正向交互于自然系统，即通过传统能力中的生态环境修复，以及新兴能力中的绿色产业发展等手段来实现。传统与新兴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传统能力有助于实现和维护生物多样性、降低水土流失等目的，新兴能力则有助于打造对自然系统低索取度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过去的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传统能力强，新兴能力弱”的绿色发展能力格局。在传统能力2000-2019年间，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率实现了从24.0%至38.8%的大幅提升[18]；相较于2016年，2020年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增加了约30天/年，PM2.5浓度下降了14微克/立方米[19]。同时，也形成了一批以荒漠化生态修复技术、水土保持土壤修复技术等为代表的传统能力技术。

相对于传统能力，中国在新兴能力环节上则存在欠缺。以氢能产业为例，其本身具有技术及资本密集特征，对政策依赖性较强，但中国的氢能发展规划制定较晚，发展能力和产业链完整程度也相对滞后。

此外，新兴能力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导致部分依托于新兴能力的绿色发展成果存在不足。最具代表性和综合性的绿色发展成果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结构需要能源供给端、消费端等多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才能够实现有效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在环境维度上是否合理，直接展现了中国对绿色发展理论的贯彻以及对绿色发展能力的实践，是在成果端推动中国建设绿色发展大国形象，进而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必要环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87488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占比为57.7%，石油消费占比为19.0%[20]。2021年，煤炭消费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居于56.0%的高位[20]。相对而言，包括以风能、水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则占比较低，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仅为15.3%[20]。

在综合国力基础已经成为中国塑造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优势因素的背景下，作为绿色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多点式发展和部署绿色产业等新兴能力手段，不利于培养依托于新兴能力提升的绿色发展成果，不利于推动在相关领域内的参与度及领导力建设。新兴能力的不足也将会影响生态环境建设领域成果所发挥的作用大小，进而对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起到负面作用。

（二）绿色理论体系：丰富的理论渊源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探索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绿色发展理论基础，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思想流派均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融入到自身的理论体系当中[21]。如儒家思想将绿色发展作为其理论及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论语·述而》中有言：“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提醒人们在向自然进行索取时，要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并在考虑眼前利益的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从“人与自然”及“经济与自然”的双重关系视角对绿色发展作了系统论述[22]。其中，在解释层面上，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渊源——土地和工人”[23] 580。在方法层面上，马克思则倡导要通过科技手段，形成“可循环”模式来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生态破坏，进而实现绿色发展[24]。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便对绿色发展议题极为重视，曾先后提出过增产节约与植树造林的绿色生态观、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辩证发展观等绿色发展思想[2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当中，更加快了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化工作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包括“两山”理论在内的诸多论述，并在方法层面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循环经济、绿色技术、绿色消费等实现路径[26]。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针对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绿色发展对全球的影响与意义等问题给出了科学化的答案，极大丰富了中国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思想中已经孕育了数量庞大且发展相对成熟的绿色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也为绿色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依托，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的积极探索更为绿色发展理论赋予了新内容和新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趋于完善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在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过程中，话语内容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增强。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中首次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A Community of Life Together）[27]，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的积极反响[28]，便是最好的例证。

（三）绿色利益关系：清洁能源地位提升与大国战略竞争因素阻碍

化石能源存在国际价格强波动性、供给与消费之间不对等性等固有属性，各国认识到以风能、水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在战略端供给相对稳定，更有助于保障能源的结构性安全。同时，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也是各国实现自身“碳中和”承诺的重要依托路径。考虑到现实价值，以及能源转型将彻底改变目前地缘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客观影响[29]，清洁能源的发展逐渐成为了绿色发展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基于能源安全需求和“碳中和”承诺达成的实际需要，各国陆续开始投身于清洁能源发展，如于2020年颁布的《欧盟绿色协议投资计划》（European Green Deal Investment Plan）指出，将通过欧盟预算、欧洲投资银行等渠道，共调动近1万亿欧元进行绿色投资[30]。拜登政府在其主张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中也指出，将计划投资555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气候投资”[31]。

目前，清洁能源发展普遍存在时间上的矛盾，矛盾本身由长期与短期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第一，化石能源在过去大规模应用，决定了清洁能源对其的替代过程是漫长的；第二，受国际化石能源价格波动性强等因素影响，各国利用清洁能源进行能源结构调整，进而维护自身能源安全的需求紧迫。各国在相关领域内的合作，将有助于推动清洁能源本身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快速完善，并扩大整体市场，进而形成一个闭合的良性循环过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些身份直接决定了中国会成为整个合作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而这一与其他国家密切在清洁能源领域合作的机遇，还将会对其他绿色发展领域内的合作起到拓展作用，实现中国在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塑造。

但同时，大国战略竞争因素的干扰，导致中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绿色利益关系塑造环节存在不确定性。在美国，自拜登上台执政至今，对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竞争”政策保持了高度延续性。但相较于“美国优先”式的对外政策行为模式，拜登更认识到联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32]。出于满足“霸权护持”战略需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塑造“遏华”共识的目的，美国政府先后针对“新疆人权”等议题，组建了为数众多的“议题联盟”[33]。

目前，美国“议题联盟”手段主要涵盖政治、经济两个层面，并没有针对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内进行相关的“议题联盟”设置。但不能排除在未来，美国政府不会将绿色发展作为议题支撑点，而专门设立相关的议题性组织。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以下简称《临时指南》）中，拜登指出，世界各主要大国都把目光聚焦于清洁能源、5G通信技术等新兴技术竞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34]。5G通信技术目前已被美国政府在对华“议题联盟”手段中进行运用，以限制华为、中兴等企业的设备研发及出口。作为在《临时指南》中与5G通信技术同属新兴技术这一在美国政府概念认知下“关键竞争领域”的清洁能源，也将会成为中美战略竞争边界的拓展方向之一。

美国现有的“议题联盟”手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部分领域合作空间的压缩以及国际合作倡议的离心倾向增强。若该手段持续拓展到绿色发展领域，将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内的合作。同时，合作空间压缩还将直接造成绿色利益关系的塑造进程趋于缓慢，进而对中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国际话语权在实力、理论和利益三个方面依托上的提升。但同时，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也长期面临着西方官方话语及媒体的排挤与污蔑、发展中国家的猜疑等问题[4]，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言论，使得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层面，被西方的话语霸权主观塑造成了“敌对”角色。

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共计137个国家[35]，以及诸多城市、企业等全体做出了“碳中和”承诺。“碳中和”与绿色发展之间呈现出包含关系，而绿色发展作为一个站在未来世界视角下，人类与环境矛盾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本身带有极强的道义属性。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议题突破点，即通过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利用好绿色发展议题本身所固有的道义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扭转整体国际话语权领域上的被动局面。

三、中国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路径

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需要绿色发展能力、绿色理论体系、绿色利益关系三种因素的内外双重或多重作用，才能够实现有效构建。因此，中国的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也应从这三种基本要素出发，统合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在抓住自身理论体系优势的同时，以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为抓手，从生态端和产业端等多重角度打造更多具有代表性的绿色发展成果，进而以能力和成果为依托，为绿色利益关系的塑造提供更宽广的合作空间。

（一）持续提升自身绿色发展能力

绿色发展能力是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基础要素之一，绿色发展成果也在根本上依赖于绿色发展能力。因此，中国应以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为重点，为随能力提升而逐步出现的绿色发展成果打好必要基础，塑造依托于自身示范作用的“方向性领导力”。具体而言，当前应以绿色技术和绿色合力为重点进行切入。

在绿色技术方面，应加强平台与学科支持力度。绿色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绿色生产模式的形成[36]，绿色技术的有效性及成本的可控性将有助于产业绿色转型工作的推进。要尽快规划和设置一批针对于绿色技术的科技创新平台，鼓励相关学科向“绿色化”“低碳化”研究转型。同时，还应通过调整学科结构设置，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及青年学者投入到绿色技术的研发中。

在绿色合力方面，应注重全社会分工协作，推动绿色发展的多主体参与，调动智库、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在绿色发展领域中的共同参与，推进绿色发展工作的各环节落实，并开展在人才、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形成绿色发展合作网络。

（二）充分发挥绿色发展理论优势

对外话语传播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工程，需要说服力强的话语内容、接受度广的话语方式以及有效性高的话语平台三者间的共同作用。得益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绿色发展话语内容较为完备，但话语方式和话语平台有效性则存在较多不足。因此，应在短期内充分发挥由理论体系所塑造的话语内容优势基础上，补足话语方式和话语平台所存在的不足，以综合推动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进程。

在话语方式方面，应以绿色发展理论为指导，革新各渠道的话语表达方法。面向普通大众的话语内容，应摒弃原有在国际场合中政治宣示式的表达方式[37]，并在绿色发展理论体系中，选取更具有现实性和教育性的内容进行传播与表达；可通过设置学术基金等形式，鼓励人文社科专业在绿色发展理论的逻辑方式下进行研究论证，加强相关内容学术式论证的比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学术理论体系。

在话语平台方面，应以绿色发展理论为基础，加大相关单位的“走出去”步伐。一方面，在不断增强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平台机构对外传播功能的同时，推动智库等其他非媒体单位积极接入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增加中国绿色发展理论的出现频率。另一方面，以资金补贴等手段支持优质的文化产品企业，推动其加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力度，并将绿色发展理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环节，将文化产品与绿色发展理论进行有机整合。

（三）逐步拓展绿色发展合作平台

利益关系是形成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要素[38]，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在对外角度上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对此，应在利用好现有沟通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平台广度。

在利用好现有沟通平台方面，应将绿色发展塑造成新的内部共同利益点。发展中国家在我国现有的沟通平台中占主体地位，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能源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绿色发展能力也各不相同[39]。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实力、绿色技术等方面要相对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利用好自身的经济、技术和影响力优势，在现有沟通交流平台中构建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进而形成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发展国际话语权的向外拓展。

在拓展平台广度方面，应以欧盟为重点加深利益关系交融。欧盟对于中国的角色定位现阶段演变成了“伙伴+对手”的双重关系定位[40]。受美国影响，中欧绿色发展合作的竞争性因素呈现不断增加趋势。中国应在推动中欧绿色交流机制常态化建设的同时，抓住中欧都注重发展海外绿色市场的机遇，以绿色资金、绿色技术为抓手，推动中欧在第三方国家的绿色项目建设、绿色工程融资等方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