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化进程中，社区逐渐承担了更多的功能和活动，社会治理重心不断向基层下移，其中基层社区治理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危机更具有广泛性和突发性，而社区治理直接面向居民，具有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突出的社会环境下以及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强化社区韧性治理成为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1]，以增强社区的韧性治理能力。基于此，本文以韧性治理为视角，探寻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二、社区韧性治理能力的构成与实践取向

(一)社区韧性治理能力的构成

“韧性”这一概念最初主要应用于物理学和工程学中，是指物体的一种物理属性，形容材料在发生形变时对折断的抵抗能力，韧性越好，物体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就越小。韧性治理则是针对危机的一种全周期管理，覆盖危机的每一个发展周期，即危机发生时的响应、抗逆能力，危机持续中的恢复能力，危机后的学习与适应能力[2]。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韧性治理就是依据应对危机不同阶段所要求的能力科学分配资源，分层精准施策。加拿大生态学教授霍林(Holling，2003)认为韧性应呈现出多稳态性，强调系统应对干扰及其在阈值内的缓冲能力[3]，关注系统转变后的适应与变化能力。学者沃克(Walker，2009)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演进韧性”观点。演进韧性是描述“社会生态系统”面对外部压力和自身所处限制条件而形成的一种改变、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体现了复杂系统应对动态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国内关于韧性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吴晓林和谢依云（2018）指出，韧性的抗逆力指向能够表明社区韧性克服和降低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和破坏等问题[5]。唐皇凤和王锐（2019）则提出，韧性不仅意味着系统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的平衡，而且可以促使系统形成新的平衡状态[6]，侧重于社区的恢复能力与整体性。此外，周利敏（2015）还指出，应关注社区的非均衡性与混沌性，增强社区持续不断的适应性、学习力和创新性[7]。尽管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社区韧性治理能力进行了诸多定义，但都包含一个共同的思想，即关注社区治理能力的持续性、适应性与转变性[8]。此外，笔者认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环境下，还应从感知的角度出发探讨社区韧性，做到灾前信号感知、灾中抵抗恢复、灾后学习适应，才能切实提升社区韧性治理能力。基于此，本文从当前社区的感知能力、抵抗恢复能力以及自治力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二)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取向

第一，基层民生的需求。在传统以经济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中，易忽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决策者也往往倾向于追求经济利益，对公共福祉关注不足。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加强社会治理的呼声日渐高涨。识别民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定制基层民生领域的服务项目，实现精细化治理成为新的要求。韧性治理从社区内部需求出发，以解决社区问题、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为落脚点，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更具现代性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工具识别定位居民的服务需求，感知社会风险；以更加开放的理念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利益的表达提供平台。相比传统重视经济、忽视公共利益的粗放式治理模式，韧性治理更具人文色彩，对填补基层民生领域在公民需求方面的长期空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风险应对的选择。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社会风险呈现出突发性、广泛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短板往往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风险时，应急体系不完善，社区之间、政府与社区之间协同不足，难以迅速融入协同联动的应急事件处置机制中[9]。在流动人口多、基础设施薄弱的社区中，风险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5]。而韧性社区注重对危机的全周期管理，以增强危机管理、降低风险灾害损失为重点，加强对风险灾害和需求的信号感知，以更加科学、精确的方式应对风险。因此，较传统响应式的危机管理方式而言，增强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是应对更具广泛性和突发性风险的必然选择。

第三，治理效能的追求。传统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多处于被动和相对弱势的地位，对政府依赖性过强。一方面，社会力量和社区内部力量在治理过程中得不到有效调动，行政力量主导的社区治理格局使潜在的社区治理力量游离于社区治理体系之外。另一方面，依赖政府行政力量管理的治理格局难以进行精细化、高效化的治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难以面面俱到，治理成本增加的同时，治理效能难以提升。“问题堆积”“低效治理”成为了大部分基层社区的治理常态，尤其在一些老旧小区，问题更加突出。而增强社区韧性治理能力，加强社区自治，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社区居民。针对性地解决社区治理难题，把一些政府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交由社会主体，降低政府治理负担，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这种“高效治理”能够增强其他主体的主体地位，并赋予社区相对独立的治理权力，在增强社区治理水平的同时，缓解政府工作负荷，增进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意愿。

三、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一)治理工具传统化影响社区感知能力

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突出的社会环境下社区需要应对的风险已不仅仅是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破坏的公共突发事件，还包括如何精准定位居民的服务需求，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然而，在当前数据爆炸的信息时代，社区治理工具传统，缺乏现代性工具，是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和复杂危机应对的。

1. 信息化工具缺失。以传统响应式的方式处理危机、提供服务导致社区治理缺乏灵活性，面对信息时代风险的冲击，现代性治理工具不足导致的信号感知失灵便成为阻碍社区稳定性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对传统治理路径过分依赖，社区治理者对新技术缺乏敏锐的感知和深入的了解。尤其在数据快速膨胀的背景下，对技术嵌入治理缺乏长远和系统的规划，使大数据治理工具的运用受限，难以进行需求识别和风险感知，导致社区服务提供仍依靠主观判断，风险应对仍依赖响应管理。另一方面，社区资源投入、整合与利用同民众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信息不对称，服务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在种类上存在单一性、在满足居民需求上存在表层化等问题[10]，对居民的差异化需求难以准确把握。

2. 制度化工具缺失。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化工具悬浮于社区的现象，在老旧小区中尤为突出，依靠“领导”治理或“精英”治理，制度和契约治理并未得到认同。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和居委会更倾向于由政府出面解决，以政府出钱、出人、出政策的方式保证社区的正常运转，在政府无暇顾及或未处理好的问题上，居民也往往通过上访的方式解决。但基层政府除社区治理外，还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市场监管等职责，对社区治理难以面面俱到，对社会风险和居民需求的感知缺乏敏锐的感知力。另外，正式制度的缺乏，使社区难有稳定的治理体系，且无法保证其长期有序运行，传统制度在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缺乏韧性，导致社区治理权责模糊，加剧了社区治理的复杂性。

(二)治理资源迟滞化削弱社区抵抗恢复能力

1. 缺少治理资源导致社区对风险的抵抗能力、从风险中恢复的能力不足。一是权力资源的迟滞化，导致社区治理工作处于被动承接、适应的状态。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武汉各医院病床配置为例，各个区都在等市里统筹安排空床位，患者进入哪家医院救治，街道层面是不知情的[11]。由此可见，基层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下级组织只能依据上级政令行事，无法做到灵活变通，在风险发生后错过最佳应对时机，也加剧了社区抵抗风险的难度。二是基层政府的盲目竞争加剧社区工作量。比如社区形成新的组织形式要素来完成上级任务，但其本质仍然是在原有的权责体系上设立新的工作小组，新的组织并没有提高治理效率，反而使原有权力更加分散。另外，在面临突发事件或重大风险时，权力也更加倾向于向上集中而非向下授权[12]，社区用以抵抗风险的资源进一步减少。

2. 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迟滞化。传统响应式管理模式存在的滞后性导致社区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缺乏足够的硬件支撑。尤其在应急救灾方面，在我国社区一般不掌握应急储备物资，危机发生后需先等待政府响应再采取救助措施，这往往导致危机的影响呈扩大趋势。而由政府部门掌握的应急储备，也主要是粮食、帐篷、棉被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需的物资，医疗物资储备基本空白[13]，响应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失灵加剧了社区脆弱性。如2022年初西安新冠肺炎疫情时，一些社区缺乏鲜肉、蔬菜等生活物资，口罩、酒精、防护服、护目镜等配给不到位，使得基层管理者直接处于风险之中，社区在资源配置上的短板凸显。人力资源缺失则导致社区组织韧性的僵化，社区与社会资源衔接存在堵点，自组织能力弱[14]，社区治理缺乏专业人才。以经济发达的上海地区为例，2016年3月，在首批纳入社区工作者的人员中，持有社工职业资格的也只有3987人，占比约为13.8%[15]。很多时候社区服务人员多由志愿者组成，管理人员则由退休干部或知识分子担任，前者并不是社区建设的长期参与者，后者在职业群体和青年群体中难以获得认同，并且缺乏法律、保险等相关制度的支持。人才缺乏导致社区自治组织规模较小，缺乏专业能力，对社区应急处置的效果也不理想。

(三)治理机制碎片化降低社区自治能力

治理机制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碎片化、行动机制碎片化和认同意识碎片化三方面。

第一，多元主体合作机制碎片化。2014年，我国共有社会组织56.1万个，2016年增长到70.2万个[15]，截至2020年，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87.4万个，多为商业组织、服务组织和公益组织。但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从制定应急预案、信息感知、资金投入、决策响应上都占据主导地位，运用行政权力对全局进行协调管理，社会组织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供社区服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第二，行动机制的碎片化。不同主体间利益取向的异质性导致各自的行为出发点不同，政府治理的重心在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社会主体则多注重自身权益，考虑行为风险。在社区这一狭小的治理空间内往往难于协调，为避免利益冲突，只能不断压缩参与空间，减少治理行动上的交叉。长此以往，各自为政的治理模式，使各主体间缺乏合作与沟通，追求各自部门目标而忽略协作共赢，造成行动机制的碎片化，社区自治力难以得到提升。

第三，社区内部自我认同意识不足。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导致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参与不足，成为影响参与治理效果并导致社区韧性处于较低水准的关键因素。成员参与社区治理往往浮于表面，缺乏主动性，参与内容大多集中在非政治的社区事务（如听取居委会有关通报），较少参与决策和管理[16]，从而导致治理的有效性不高。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以及资源的有限性需要各主体的主动参与和作为，来提高治理效能，增强社区自治力。因而，多元主体治理逐渐成为应对风险冲击的优选。

四、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提升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现代性思维的缺乏

现代性包含两个层面，以制度为指向的硬件建设和以理念为指向的情感共识。在数据膨胀和治理节奏加快的信息化时代，加快工具和理念革新，增强社区现代性是提升社区感知能力的关键。首先，以技术决定论为传统思维进行社区信息化建设。认为信息化就是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日常工作，而忽视居民的真实需求，与社区管理业务脱节，导致信息化平台在管理和服务上不能有效连接，失去了信息感知和数据共享的本质能力。其次，社区治理各自为政。社区与社区、社区与政府之间无法有效连接，大量治理信息与数据无法得到有效管理，信息收集、整合、识别的碎片化，限制了现代治理工具综合效益的发挥。最后，传统治理思维缺乏前瞻性。习惯危机后治理而非危机前感知，导致社区管理者危机意识薄弱。譬如在网络舆情风险的治理中，地方政府往往采用的是管控性风险治理中简单直接的技术治理方式，重结果轻过程，然而在宏大的网络空间中这种方式显得僵化而无力，反而可能成为新的风险点[17]。

(二)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包括资源内卷化和自治组织内卷化。资源内卷化主要指由于恶性竞争和侵吞导致基层社区无法获得足够的治理资源。社区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最底层，在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获取的过程中处于末端，长期依赖上级政府获得资金支持，而政府基于谨慎、合理的财政政策，对资金的使用有着严格限制，专款专用、留痕管理等考核标准，又进一步限制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社区的资金使用缺乏独立性与灵活性，也就无法应对环境变化和居民需求变化开展具有价值理性的公共服务事项[18]。此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府的投资行为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投资领域偏向于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对于医疗、教育、社保类的资金供给相对缺乏，导致社区在使用资金的过程中出现越建设越远离公共需求，居民关注的关键领域迟迟得不到完善，资源浪费和资源短缺现象同时发生。这种物质资源下沉过程中的迟缓与不对称导致社区在承接上级工作、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得到与之相匹配的物质资源，让工作处于被动。而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则指社区的权力在治理过程中被不断压缩、侵蚀。一方面，基层政府部分工作需要依靠社区居委会运作，政府通过保留权力约束居委会的运行，使权力下放或是属地管理原则只体现在政策执行上；另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日益明显。居委会成员承担的工作与正式编制的行政人员大多数时候并无差别，工作方式与理念逐渐与行政机构接近，注重程序、强调过程。同时，为应对增加的工作往往形成新的组织要素，使得原有的权力更加分散，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化与科层化特征明显，自治权力被行政权力不断侵占，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基层机构。

(三)多元主体间协调机制不完善

协调机制不完善造成主体间的分歧得不到协调，社会主体、政府与公众的合作行动无法充分展开，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利用。第一，缺乏多元主体协商解决机制。在协同共治的背景下，政府需要主动与其他主体展开合作，充分整合考虑各方诉求，而要使资源、信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就需要健全公平协作的合作机制，完善价值共识引导机制，以平等协商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拓宽合作渠道。第二，缺少利益平衡机制，致使主体之间利益取向差异难以调合。政府基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需要，居民基于自身权利的诉求。在不同利益取向的驱动下，各主体间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行为存在较大差异，而利益平衡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的不足造成合作受阻，进而导致整体成效下降。现实情况下，共同利益是多元主体合作的基础，促使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达成共识的利益平衡机制就成为韧性社区建设的关键。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涉及到公共利益，始终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导向，来寻求多元主体利益的交汇点，争取公共福祉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韧性文化缺失，导致认同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能力的韧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的凝聚力，受到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当居民对社区的主体意识淡薄，认同意识较弱时，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沟通必然受阻，利益诉求也将难以平衡，社区治理会呈现出刚性过强，缺乏弹性的特点，逐步走向封闭化、低效化，造成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反感，进而无法有效应对危机，甚至形成次生危机。而良好的社区文化韧性不仅能够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强化居民的责任、共同体意识，同时也有利于居民诉求的表达，减少社区治理梗阻，提升社区治理效率。

五、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一)打造信息化、制度化的现代治理工具

1. 全方位打造智慧服务综合平台

大数据时代提升社区感知能力需要现代化的治理工具。智慧服务平台是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使现代化工具深刻融入治理每一个环节的综合治理平台。在建设智慧平台的过程中，应以满足居民需求和管理要求为基础，将分散的信息治理工具集中起来，建设集沟通、合作、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平台。首先要更新社区管理者、政策执行者和社区居民的理念，让三者切实感受到信息化工具在治理过程中带来的便捷与优势，减少数字工具系统部署与应用的社区梗阻。其次，要避免数字化工具仅发挥单一功能，要整合社区治理数据的采集、整合、分类、流动以及使用等流程，实现居民需求多源流输入、治理数据汇总集合分类派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办结、办理过程监督、办结结果反馈与评价的治理闭环。建设共享、高效、便捷的数字底座，加强运用数字智能技术进行治理方式创新的能力，实现社区经验管理向智能管理的转变，促成治理问题有效办结、全程留痕[10]。最后，要在大数据基础上建立预测系统，促进科学决策，以动态预测强化风险预警能力，对重大突发事件分级预警。强化信息的即时性传递，以智慧系统连接各级资源与人员，整合行动主体，发挥智慧平台的综合治理能力，实现数字工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优势，提升治理效率。

2. 完善制度保障

完善明晰的制度保障是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其目的是发挥居民、社会力量等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包括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越成熟，社区治理就越有活力[19]。一方面，社区应加强培育多样的社区社会组织，可以由居民自发组织，也可以通过街道办和居委会牵头组建，以非正式组织和制度的活跃激发公民意识，通过非正式制度形成的习惯、道德等加强约束，保障社区治理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非正式组织的成立亦需要经过正式制度的备案和审批，要合乎社会组织制度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此外，应加强正式制度的建设，完善社区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界限等方面的制度与法律，规范社区治理秩序，促进社区治理良性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对治理过程中参与的多元主体进行规范，加强社区治理主体准入监管，对于社会组织的资格进行审查，避免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其次，在社区治理中以全局性思维加强对区域内社区的宏观调控，并形成制度，实现区域内社区治理的规范化，保证各社区能在明晰的制度下合理发展、公平竞争。最后，加强社区层面的立法。社区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相关治理问题也随即显现，针对社区治理的立法工作已经迫在眉睫。通过立法，对相关行为主体进行监管，做到有法可依，为社区韧性治理保驾护航。

3. 巩固社区信息安全基础

一方面要提升社区管理层的数字化素养，增强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知识的普及与应用，要通过专业培训、互动交流等方式，提高社区网络信息安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根据国家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政策与要求，严格落实社区网络信息安全的各项责任。通过建立相关准则，约束用户风险行为；建立责任追溯机制，规范社区网络信息环境，及时排除风险因素。此外，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宣传，从人员安全意识角度出发，提高相关认知水平，加强社区网络信息风险防控，筑牢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

(二)消解基层治理中的内卷化

1. 塑造理性化的行政体系

构建适应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治理环境的韧性社区治理模式，破解上下级信息不对称、资源流动与危机防控脱节的难题，必须在增强社区治理能动性的目标下构建一个理性化的行政体系。严密的组织架构是提升社区组织韧性能力的重要保障，在基层承接治理任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明确的组织体系有利于规范权责，保证社区治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同时，建立一个高效的执行机制能够破解社区在治理过程中的被动处境，通过科学分工和流程优化，改变社区长期以来等待上级政府安排工作和调配资源的现状，破解传统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的顽疾。社区能够以更加科学的执行方式来提高治理效率，提升在治理过程中的能动性。此外，理性化的行政体系能够促进权责结构的合理化。在传统的权力分配结构下，社区较难获得上级政府的赋权，无法充分调动资源，其关键就在于缺乏合理的权责机制。通过权随事转，突破固化的行政权力结构，一方面使熟悉治理环境的基层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消解行政结构中的条块分割问题，避免多头指挥的情况，实现权力结构的调整[12]，增强基层的灵活度。

2. 多向度整合社区治理资源

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破解物质资源缺乏而导致社区基础设施韧性不足的难题。一方面，整合社区内部资源。以“共建”方式再造社区韧性物理空间[20]，围绕居民需求，精准定位，分类提供，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基础上提高社区抵御风险刺激的能力[20]，充分利用好有限的社区资源，通过精细化的治理增强社区韧性。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社区外部的其他社会资源。以公私融合的方式促进社会主体参与社区韧性建设。通过协商机制，调动各主体间的资源和信息，弥补由于缺少资源造成的社区基础设施韧性建设的不足。首先，社区应明确以基础设施韧性建设为主体的规划，通过合理的空间利用和资源需求吸引社会资本。其次，社会资本是对社区韧性的一种投资，越强大的社会资本越能够促进社区韧性的实现[21]。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社区韧性建设，允许有实力、专业性强的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政府可给予其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的优惠，按照一定比例留取收益，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社区韧性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社区共建、治理主动、权责合理的建设目标。

3. 打通人才引进下沉渠道

人力资源的不足亦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短板，破解基层社区人力资源的困境需要从“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两方面入手。通过破除在基层社区工作的职业偏见，实现人的主观意识的转变。同时，社区和政府要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激发人才回流热情，强化政策制度引领，最大可能地吸引人才，下沉人才。此外，在保证人才充分引进、下沉的同时，还要确保能够“留住人才”，使人才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的长期参与者。要以创新基层人才考核晋升机制和“话语权”机制为出发点[22]，保证每位人才的工作成绩得到充分展现，在各自领域的独特见解和专业素养得到充分表达，进而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提升基层社区治理的专业性，为社区发展注入活力与朝气。

(三)构建社区合作治理共同体

1. 健全公平协作的合作机制

风险社会的来临使社区时时处处受到危机事件的困扰，单一组织和个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复杂化、动态化、不确定性的问题[23]，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区建设是促进利益最大化的必要举措。通过加强合作机制的构建，实现各主体间行动的有机统一，动态调适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关系，满足不同阶段韧性社区建设需求。针对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差异，通过创新公平的参与机制来厘清和协调好社区治理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各自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形成和谐共赢的利益结构[24]。多元主体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前提是认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的重要条件是实现治理主体的公平参与，而“公平机制的建立不仅应当合于激励的原则，更应基于成员的认同”[25]。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赋权增强多元主体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往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和社区组织缺乏参与路径和治理主动性，处于弱势地位。赋权则能提供弱势组织融入治理所需的权力，改善其不利地位，从而重建社区治理活力。二是增强参与性。让参与社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社区规划和建设执行的每一个环节，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实现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有机结合[26]。最后在赋权和参与的基础上，创新协作机制。协作是化解矛盾的重要环节，多元主体在协作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资源配置、决策制定和行为协同方面的博弈和选择，获得最优方案，联通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实现共赢。

2. 聚焦公共性的价值导入

针对不同主体间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性的问题，要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聚焦公共性的价值导入。无论是政府主体、社会主体还是社区居民，在治理过程中都是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虽然在治理场域中扮演不同角色，承载不同功能，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但应秉承共同的价值追求——公共性[27]。在不同主体所追求实现的价值需求中导入公共性，以公共价值的实现为前提，既能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又能巩固自身在社区中的基础，同时还能促进自身利益与社区利益的融合，与社区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此外，对公共价值的追求还有利于增强社区认同，在社区中培育人文精神，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3. 加强社区韧性文化的建设

通过构建文化认同的方式，实现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打造情感共同体。对于广大社区居民而言，尤其是刚刚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打破陌生人之间的边界，重建人与人之间互惠互助的社会关系，是有效促进个体参与社区治理，应对风险刺激的关键举措[28]。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介于社区与个人之间，是连接社区和个体的桥梁。评价家庭韧性强弱的关键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家庭的信念系统、组织模式以及沟通协商机制塑造了成员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在危机来临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韧性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将内部的家庭韧性有机结合，通过一系列的社区文化活动来打造社区的情感共同体，激活社区的文化韧性，在情感共同体的影响下进一步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广大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其由“不愿做、不想做”转向“自愿做”。需要注意的是，其他主体与社区还应做好对居民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培训，使其能够在“自愿做”的基础上“能够做”。从而加强居民和社区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发挥治理合力，真正实现社区共商共治，实现社区治理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转变。

六、结语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实现，更应在与居民密切相关的社区中实现。社区韧性治理能力能否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治理效能是否更加高效，取得的成果是否令居民满意，最核心的因素仍然是人，居民能否从中获益，能否提升幸福感和满足感是关键所在。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韧性社区，是解决社区发展难题、减轻政府负担、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创举。韧性治理能够增强社区精细化治理，优化社区公共服务，提升治理效能，是实现新时代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社区应在韧性治理的指导下，建成有效率、有能力的现代化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