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典型代表的各类全球风险加快积聚，给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带来百年难遇的巨大冲击，并因“回旋镖效应”而引发世人对未来全球风险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学界对全球风险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的探讨，而对“风险”本身的性质与类别划分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着气候、水资源、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国家治理、全球化决策、科技合作、贫富差距、人类健康、教育危机、地缘政治、女性权益、跨国犯罪、能源安全、科技秩序、全球伦理秩序等15个方面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系统安全风险，尚需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基础上，加强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保障设施等方面的软硬件建设，进而建立健全依法防范和科学防范的风险防控治理体系。
[关键词] 风险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8-0060-08
自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高通胀、俄乌冲突及其导致的能源与粮食问题等全球性危机，引发了各国人民对全球风险的广泛关注。由于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1] 9，即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而打破阶级图式。因此在面对全球风险时，国界的划分越来越没有意义。不得不承认，在全球治理失序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此，全球风险的治理还需结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对全球风险的前沿分析，在对关键领域关键系统安全风险本身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可靠的应对方略。
一、全球风险的概念与相关理论
“风险”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深广的复合型概念。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现代社会日渐步入全球“风险社会”时期。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1] 14。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言，“在界定风险时，科学的理性垄断诉求破灭了。现代化的执行者和受害者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观点、利益和诉求，相互竞争，相互冲突”[1] 17。因此，很难给全球风险一个准确的界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尚未针对不确定性极高的全球风险制订在政治上具有预防性的风险管控政策[1] 46。因此，还需从安全风险防控的视角加强对全球风险的系统研究。
（一）全球风险社会的提出
虽然关于风险的学术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风险社会的概念是由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才提出的。贝克认为，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1] 46。在贝克看来，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是不受欢迎的富余[1] 17。还应该看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也存在巨大差异。譬如，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以来，由于世界各国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各国对疫情风险的界定及其防控采取了策略化的区别对待。事实证明，尽管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倍受人们关注，且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哲学、社会学、法学等角度对全球风险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但风险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关联极其复杂，不能简单照搬相关概念与理论，还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合研究。
（二）风险社会相关研究综述
本世纪初，风险社会就引起了各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其中，以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组织和论坛都对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全球性风险进行过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这也引起了国内学界较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在贝克等人关于“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国内学界对全球风险社会进行了积极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特征的阐述。早在本世纪初，汪建丰（2002）就对风险、风险的二重性和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等社会思潮进行了评述[2]；杨雪冬（2004）对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认为全球化风险的增加必将推动风险意识文化的形成与治理机制变革[3]。（2）关于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合作方面的研究。范如国（2017）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进行了研究，提出全球治理正在演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4]；刘涛（2019）等学者对全球面临的环境退化、企业的环境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从法律的维度对环境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探讨[5]。（3）关于风险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的研究。曹帅和许开轶（2018）等学者对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等问题，呼吁加强多元主体治理的合作[6]；张富利（2019）通过对全球风险社会时期的人工智能治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应对机制[7]。
总的来看，当前学界的相关成果已关涉到全球风险社会与相关社会思潮，并积累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但许多研究成果对全球风险本身的研究还不够，使人们仍然难以对全球风险的种类、特征等要素形成较明确的认知，既不利于对相关风险采取精准防控举措，也难以满足“小快灵”立法的现实需要[8]，更难以建构有效的风险防控网络机制。因此，还需根据现实社会各行业领域风险防控的需要，在进行系统化整合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对关键领域和关键系统安全风险的类别化研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启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理念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利己主义、零和竞争等价值理念的驳斥，顺应了人类共同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发展需要，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再次强调，若要解决好人类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还需维护和践行好多边主义，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新时期全球风险社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仅影响到个体发展，更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维护。特别是，要在对关键领域和关键系统安全风险进行系统梳理与全面把握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起具有针对性和精准化的风险防控机制。
二、人类社会在关键领域关键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对全球风险的种类进行过列举式的细化研究[9] 109，但时过境迁，许多分类的科学性有待人们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而且贝克的训导仍警示人们风险“脱域机制”不断发酵并愈演愈烈，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 8。为全面而清晰地厘清“全球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的全球风险格局，为各国进行风险防控的“政策分析、政治议程和组织设置”制定提供参考，特结合2006年至2022年的《全球风险报告》内容，尤其是近5年报告中对中长期内将要发生的各种风险的预测，将相关风险按关键行业系统和关键领域划分为15个主要类别，以为各行业和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类别化参考。
（一）气候变化成为亟需引起关注的首要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的调查报告显示，未来10年里的全球十大风险中，前五项风险均与气候变化相关。按风险发生可能性大小依次为：极端天气、气候治理行动失败、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人为制造的环境灾害。其中，海啸、飓风和暴雪等极端天气不仅明显增多，而且破坏力也显著增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加深，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并由此诱发一系列气候问题。2013年美国多地连续数日最高气温超过46℃，2019年底澳大利亚因高温而引发的山火持续燃烧长达四个月，造成超10亿只动物死亡。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锐减。数据显示，如今地球上800多万个物种中，约100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而且灭绝速度也不断刷新人类历史记录[10]。
（二）水资源危机发生概率和影响力持续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用水量每年维持着1％左右的高增长率，并预计将持续至2050年前后，届时将有超过20亿人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或地区，约40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时间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11]。而且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工业生产造成大规模的水污染，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过度集中等现象，全球遭受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人口数量将逐年上升。尽管令人难以启齿但却无法回避的是，安全的用水及其配套设施在排泄物处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11]，是影响着人类生理健康的日常关键生活物资，对人类身心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此外，饮用水问题还可能引发地区性水资源冲突、人口的非自愿迁徙，以及危及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三）人口快速增长与自然资源总量有限之间存在冲突
截至2020年5月，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已达75.85亿人[12]。有预测指出，到本世纪中期，全球人口将突破百亿。不仅水资源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供给压力，而且土地、森林、草原、动物、矿藏等自然资源都将难以维系百亿人的生存所需。加之现代城镇化、工业化的大力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污染和浪费，将会进一步加剧人口与自然资源在短期内难以调和的矛盾。对此，联合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曾提出，目前全球自然资源利用率仍需提高，而且越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就越是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四）民主化移植过程中带来的政治格局动荡
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制度受挫，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社会、政治格局遭受重创，造成社会动荡而亟需重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秩序。特别是，一些地区极端势力，通过宗教灌输和媒体宣传等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洗脑，建立“极权”化恐怖组织，激发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对原有政治平衡造成打击，使地区和平遭受极大破坏和威胁[10]。
（五）全球化决策和治理共识的达成更加艰难
由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状况可看出，全球治理中仍缺乏应对变革所需的足够动力和可靠协作机制[10]。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各类国际化合作组织体系中，国际合作非但没有得到加强，而且面临分裂的危险。尽管《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曾提出“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共同承担责任”等六项原则，但多年来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行为模式及其道德价值体系仍存在分歧甚至冲突，亟需进一步加强各方对话交流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六）国家间信息技术方面的合作面临挑战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之间在信息技术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加剧。一方面，大规模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事件高频剧发（如2017年WannaCry勒索病毒事件波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大量基础设施瘫痪），使得国际合作中的信息安全筛查更加苛刻。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军事发展对网络信息技术的依赖，数据安全日益升级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冲突的关键要素，网络数据库本身也成为军事冲突的前沿阵地，使国家间的信息技术合作更加审慎。此外，一些国家对尖端信息技术存在壁垒式保护，造成全球信息技术合作面临重重阻碍。
（七）贫富差距在多重维度上持续加大
近年来，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加大趋势。不仅在第一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13]。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主权国家内部，尤其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呈现分化趋势。资料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私人财富增幅显著，各国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14]。贫富差距过大给政治和社会稳定与地区安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八）人类健康受到多方面的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环境污染、滥用抗生素导致的病菌异化，不仅造成埃博拉、新冠肺炎和疟疾等多种类型传染性疾病蔓延，而且使心脑血管、呼吸道、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普遍化，导致传染病和慢性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国家间的医药技术壁垒都将导致“健康贫富差距”加大。同时，心理健康正日渐成为又一大隐患。据统计，目前全球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数已高达近10亿人[15]，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疏导，这些人将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九）由地区和性别差异所造成的教育危机
近年来，尽管全球适龄儿童中小学教育失学率、贫困地区文盲率已大幅下降，非洲贫困地区儿童入学率也有明显提高，但因地区和性别差异所引起的教育问题仍然严峻。仅在2019年，全球就有约6700万儿童和7200万青少年失学；在全球7.93亿成年文盲人口中，女性占比高达三分之二[16]。而且，造成教育问题的原因也越来越复杂多样，除了贫困，还有战争、地区动荡、宗教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即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教育系统资源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也存在较大差异，许多落后地区的青年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容易受到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的煽动，而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十）地缘政治和地区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地缘政治和地区稳定问题更加突出。国际组织面临被民族主义势力进一步分化的危险，主权国家在寻求国际合作时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曾经被视为联盟结构和多边体系的国际关系及其长期存在的价值框架受到削弱，并将导致世界各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受到挑战甚至破坏。特别是一些大国的民族主义倾向明显，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他国合理利益，在邻邦之间不断挑衅制造争端。此外，现今地缘政治的安全与稳定不光涉及到传统的军事安全，还受到网络信息技术、新时代的贸易和投资安全、联盟破裂与冲突升级等因素的影响。
（十一）女性平等仍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报告，为达成“促进性别平等与增强妇女权能”这一目标，近年来妇女境遇普遍得到改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在消除两性教育差距、提高非农业部门有偿工作者女性比例、降低重体力与高危行业女性从业占比，以及增加女性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然而，许多国家、地区、领域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仍难以得到法律庇护，譬如某些国家的法律并不认定婚内强奸属于犯罪行为；在一些国家的法律里，妇女甚至必须服从丈夫。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已婚妇女表示，个人的生理卫生和医疗保健等费用难以从家庭支出中得到有效保障[17]。
（十二）跨国组织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近年来，跨国组织犯罪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由原来的单纯走私、贩毒、器官交易等犯罪形式，进一步演化为与恐怖主义和地区极端势力相勾结的多样态组织犯罪，甚至发展为拥有庞大资金储备和完整利益链条的犯罪集团。对此，虽然国际社会已建立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战略性应对框架，并成立了联合国打击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但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现实需要来看，随着跨国组织犯罪的网络化发展，各国目前对跨国组织犯罪仍缺乏强有力的打击方式，亟待全面促进相关合作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十三）能源安全问题面临挑战
随着清洁能源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自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间，仅太阳能发电量就从414GW增加到1650GW，增加了将近3倍；在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全球发电量的12.9％，减排将近20亿吨二氧化碳[18]。但是，由于现有基础设施尚难以适应新兴能源建设的需要，对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资源的转化利用率还有待提高。据有关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策出台，人类社会正与《巴黎协定》的目标渐行渐远[19]。此外，由于能源争夺带来地区冲突等问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全球能源实际利用率仍需提高，相关技术的国际合作还需加强。
（十四）科技发展红利显著但潜在威胁加剧
本世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迅猛发展。科技现代化在为人们带来的解放劳动力、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交流联系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信息泄露而带来网络攻击等方面的安全隐患。不仅网络攻击和数据安全等潜在危险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而且它们已逐步威胁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在俄乌冲突中，高科技化军事技术（如无人战机）已被应用于现实战争中，无形中也必将迫使有关国家和地区展开新一轮的军事竞备，对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的威胁进一步加剧。
（十五）亟待建立全球伦理秩序
全球伦理，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在各种文化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有约束力的价值观和道德态度，能够得到人们高度认同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相对于技术规范而言，全球伦理是一种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价值规范标准。早在1993年，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提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尽管近年来有关组织机构已在支持人权事业、为公正与和平而努力，并为保护“同一个地球”而建立了相关组织与联盟。但遗憾的是，各国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更甚的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借机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使得全球伦理的建设进程较之20世纪末更加艰难。
三、加强全球安全风险防控的主要方略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革，还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来树立系统化的风险防范体制机制。同时，需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在牢固树立国家总体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的基础上，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满足精准化防控的要求，积极加强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保障设施等方面的软硬件建设，全面建立健全依法防范和科学防范的风险防控治理体系。
（一）转变思想观念：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面对全球风险治理问题，首要的是要在对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等自利行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和把握“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各种非常规风险和常规风险事件的发生规律。积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大局意识，通过完善事前预警、事中控制和事后追责的有效机制，针对现代化风险事件的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对各类风险自身特征的科学把握，审慎制定有效应对举措，尽量将各类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依法治理：健全完善风险防范法律体系
面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各种挑战，考虑到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等特征，基于对各种风险防范成本的考虑，还需通过风险防范法律体系的健全完善来加强依法治理。对此，在立法规范上，还需加强国家立法对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理性规范。在积极加强对各种安全风险事前防范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法律手段将各类安全风险规制在可控范围内。
（三）坚持科学防范：利用现代科技提升防控能力
现代社会，通过新兴科技的赋能，人们对安全风险的防控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大数据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中，以数据安全与规范为基石，完善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模式，打造全方位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助力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和常态下“动态清零”政策的贯彻[20][21]。在全球风险治理中，新兴科学技术已被广泛用于识别、预判、预警等工作环节，能显著提高人类对各类风险信息的利用和掌控能力。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还应大力加强对疫苗的研发和治疗方案的综合优化。
（四）建构风险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
自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国际国内的多元主体合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要求，亟需从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出发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还需积极健全完善多元主体协作机制的建设。两年多以来，我国在疫情防控、基层社区治理、科技赋能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还需进一步加强理论总结，同时还要加强智库机构、研发企业、国际组织和国家机构间的合作，全面加强全球化的风险治理体系建设。
（五）落实全球治理理念：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化风险格局发生演变，以及现代交通、物流、国际商贸来往的发展，一个国家要将某一全球疫情挡在国门之外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全球风险的预防，不仅在国家治理层面需要庞大的人力、资金和技术支持，更需要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协同。对此，还需基于人类个体发展和公共价值维护的共同需要，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政治发展理念进行适时提升[22]。
四、结语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未来人类社会仍需面对各类风险挑战。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风险在当前复杂的全球体系中层层传递，给国家治理带来从全球变暖到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再到个人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社会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明显，造成相关国际合作呈现递减态势，使国家间的合作成本增加。对此，还需在秉持“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等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理性合作，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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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实习生：董方杰]
Research on the Safety Risks in Key Systems and Ke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OU Changxian, SHI Haodong, ZOU Wenqian
Abstract: All kinds of global risks represented by the COVID-19 have accelerated the accumulation, which has brought a great impact on the world or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at is rare in a century, and caused the world to pay extensive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global risks due to the "boomerang effect".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global risk mostly stays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risk" itself is not deep enough. It is shown that today's human society is facing security risks in 15 key areas, including climate, water resources, population growth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decision-mak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uman health, education crisis, geopolitic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ransnational crime, energy secur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rder, and global ethical ord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hange ideas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 the lega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and health security facilitie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well as a governance system of prevent legally and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risk society;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ation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22-01-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2021年度重点课题项目“防范关键领域关键系统安全风险法律问题研究”〔编号：CLS（2021）B07〕、甘肃省社科规划办2019年度重点项目“甘肃省县乡基层在脱贫攻坚中的行政效能提升研究”（编号：19ZD001）成果。
[作者简介] 周长鲜（1978-），女，甘肃兰州人，法学博士，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制度与基层地方政府治理研究；石浩东（1997-），男，陕西渭南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邹雯倩（2000-），女，黑龙江绥化人，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