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作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寻求救亡图存武器的客观需要，承载着伟大的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一是从1918年11月至1920年5月自发、自觉的传播维度；二是从1920年6月至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传播维度；三是从1922年7月至1927年7月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三个维度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维度是后一维度的逻辑起点，后一维度是对前一维度质的跨越，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特征，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自觉传播到有组织传播，再到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因此，对“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史增信，引领我们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根脉，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地承担新时代的使命，守护好党的精神源头。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

[中图分类号] A8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5-0005-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启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和根脉所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以下简称《丛编》）的“早期传播”指的是1920年至192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此，阐释涉及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早期传播”是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寻求救亡图存武器的客观需要

鸦片战争以降，独立、腐朽的中国封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声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自此掀开了民族解放与振兴中华的大幕。

有侵略，就有斗争；有压迫，就有反抗；要救国，就要有先进的理论引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以图复兴。随着西学东渐，他们开眼看世界，觉悟到封建专制文化不能救中国，遂告别数千年农耕文明，拥抱先进工业文明。按照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的说法，在五四运动前，中国救亡运动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洋务运动；第二个维度，甲午战争至民国初，“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维新运动；第三个维度，辛亥革命后近十年，“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新文化运动[1] 3777。其间各种西方思潮，如天赋人权论、进化论、民约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蜂拥而至，一度受到热捧；各种近代政治制度，如三权分立、代议制、总统制、内阁制、联邦制、地方自治等，也曾在中国试验、演绎。然而，尽管效法西方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

正当此时，世界与中国发生的3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道路的走向。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历时4年，将15亿人卷入战乱，造成3000多万人伤亡，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使中国最先憧憬资本主义的先进人士开始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

孙中山是最早觉悟的中国人，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亲身考察，如是说：“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2] 228

访美回国后的梁启超如是说：“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3] 1244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如是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相互联结。”[4]

湖湘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毛泽东如是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5]“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6] 73-74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张东荪如是说：“这次大战把第二文明（引者注：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了。”[7]

《新社会》的主编郑振铎如是说：“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劳力和消费量的分配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的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的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到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8]

这些代表人物的话语，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反省的自觉，对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路产生了动摇。

二是十月革命。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向中国人民证明这条道路不能使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国强民富。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苏俄①革命的初步胜利，特别是苏俄政府主动向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民。正如《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思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在悲哀残酷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9]。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俄的榜样清楚地展示了一条使中华民族振兴的新路。

三是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所攫取的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理应归还中国，但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竟将其转给日本，这促使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极度愤怒，继而转向对社会主义的无比憧憬。于是，五四运动成为以上两种觉悟汇合的契机，从此中国救亡运动打开了新局。在这个伟大历史转折后，“西学东渐”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从各种西学中脱颖而出，使我国近代政治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

对于这场思想上的革命风暴，历史有着清楚的记载。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是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0]

国民党人士如是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11] 12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如是说：“社会主义这个名辞输入中国也将近有二十年了。在民国元年江亢虎等大轰了一阵，又居然构成了中国的社会党一段小小的历史，并且有为这主义而死的人。但是中国真正有人研究社会主义，却在最近的两年中。这自然是大战的反动，俄国大革命的影响，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侵入这思想上交通断绝的中国来。”[12]

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如是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13]

这些历史话语真实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后期成为新文化运动主流文化的倾向，中国正是引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才使落后之中国一下子跃进到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二、“早期传播”的三个传播维度

任何事物都存在维度。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传播阶段性维度十分清晰。

第一，从1918年11月至1920年5月为自发、自觉的传播维度。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新时代。第二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纵情欢呼十月革命，指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社会主义革命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能顺应，不可抗拒。第二年，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结合，成为世界思潮之方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然也要随着世界思潮之方向发展。最经典的是李大钊于1919年5月（因印刷问题，推迟到9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在我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

此维度参与传播的队伍多元，主要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涌现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杨匏安、李季、袁振英、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青年俊杰。一部分国民党人士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在1919年下半年就发表了尝试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现状的文章，如《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革命！何故？为何？》《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还有一部分非党派进步人士，如陈溥贤（渊泉）、邵飘萍、张西曼、沈玄庐、俞颂华等，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大学张西曼是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先锋。《晨报》记者陈溥贤与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1919年4月1日起，陈溥贤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5月5日于马克思101周年诞辰之际，《晨报》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与李大钊同时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拉开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传播的序幕。这批新生的先进文化大军自发自觉地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引领着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此维度中，日本是“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传播的中译著述的底本几乎均来自日文版，其中河上肇、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影响最大。

第二，从1920年6月至1922年6月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传播维度。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1919年9月，李汉俊就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表示自己确实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14]。1920年春，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进行建党活动。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后人所称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②。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此阶段维度的主要标志从杂志角度而言，就是《新青年》的转型。《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创刊于1915年，它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发起新文学运动。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立即决定成立出版机构“新青年社”（8月），领导《新青年》，使之成为党的刊物，陈独秀邀请早期党员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先后加入编辑部，使杂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传播民主、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变成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媒体。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杂志封面中心是地球，东西伸出的两只手紧紧相握，有两种理解：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一是中国劳动人民与苏俄、西欧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这一期《新青年》内容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剖中国社会、政治。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布了《人民出版社通告》，大张旗鼓地宣告党将有组织地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的音译——笔者注）11种，“其他”9种。

此阶段维度的主要标志从著作角度而言，是中译全本《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面世。最初组织翻译《宣言》的是有中华革命党背景的戴季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下，戴季陶一度热衷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计划将《宣言》翻译成中文，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连载。大约在1919年底，经过邵力子推荐，他邀请精通日文的陈望道翻译《宣言》，并提供了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本《宣言》（刊发在1906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作为底本。1920年初，陈望道特意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在那里，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15]，终于在1920年5月，带着中译本回到上海，住在星期评论社，即李汉俊寓所，但此时戴季陶即将离开上海，《星期评论》亦将停刊。6月28日，陈望道只好托自己的学生俞秀松到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二号），将译稿交给陈独秀[16] 279。陈独秀、李汉俊经过校对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由“又新印刷厂”印刷，作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种，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 “社会主义研究社”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又新印刷厂”是党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建立的第一家印刷厂。也就是说，《宣言》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出版的第一本红色经典，所以《宣言》就成了“早期传播”由自发到有组织传播维度的转折点。

此维度下苏俄、苏联成了“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传播译著的底本逐渐由日文转向英文、俄文，俄文逐渐成为传播的主要外文语种。据统计，从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前，在党的组织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30种，形成了“早期传播”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10种，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有3种，2种由日文转译，1种从英文转译；7种是列宁著作，由英文、俄文翻译而来，底本和语种的变化成为主渠道转变的晴雨表。

第三，从1922年7月至1927年7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的维度。何时为“中国化”的肇始，学界仁智相见，有“外文译为中文说”“中国共产党一大说”“中国共产党二大说”“八七会议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等等，各有道理。

笔者持“中国共产党二大说”。所谓“中国化”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型，而是有十分明确意涵的政治概念，即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与理论，本文阐释的是“中国化”的理论部分。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中共一大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却脱离中国实际。1922年7月举行的中共二大，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指导下，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据此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标志着党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的结合道路。

此后党的三大到五大都紧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展开，尽管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结合得尚不成熟。中共三大（1923）第一次制定了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国民党首次合作，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中共四大（1925），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五大（1927）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首次明确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于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成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的严重失误，使大会对以上决定，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未能在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更谈不上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同时党的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工作者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贡献与不成熟，都基本反映在大会文献中。会后，他们在执行党的决策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不断进行理论阐释，又丰富了“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因此，对早期“中国化”研究，应以党在这一时期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为经，以党的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工作者的理论成果为纬，才能全面、客观、整体地彰显早期“中国化”理论的全景。

以上三个维度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维度是后一维度的逻辑起点，后一维度是对前一维度质的跨越，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特征，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自觉传播到有组织传播，再到早期“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三、“早期传播”的著作概况

“早期传播”中形成的著作，是“早期传播”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原创的马克思主义中文文本，是“中国化”最初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浓缩了“早期传播”与早期“中国化”的图景，也就是说，通过对著作的考察，可以基本上把握“早期传播”与早期“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内容、特点等。

然而，对“早期传播”文本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至今还很欠缺。这个时期，究竟有多少著作？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更遑论研究“早期传播”的发展流程，全面阐释传播内容，进而重估其思想价值及当代意义！为此，笔者开展了“早期传播”著作的搜集、整理工作。经过40多年的努力，涉足海内外，穷搜到了250多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著作文本。这些文本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有15种。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中译本已收齐。展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内容的经典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东方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集中了马克思、列宁对中国问题的论述。这些红色经典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读”，不少篇目至今还是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首选经典。

第二类是国外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的中译本，有100种以上。令人兴奋的是，国外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在“早期传播”时基本都有中译本。如公认地诠释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考茨基著，1886年），中译文本便有《马克思经济学说》和《资本论解说》2种，其他诠释《资本论》的通俗本有4种，其中《马克斯经济学原理》（马克斯今译马克思）是美国社会主义作家格哈德·欧内斯特·乌温特曼诠释《资本论》的力作，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中译本，2010年、2011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金城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2个新译本。《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都是影响毛泽东、恽代英等我国第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著作。《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至今还是诠释列宁主义不可替代的经典。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80年，德文版），用唯物史观诠释妇女问题，以开阔的视野，40万字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妇女问题作了总体描述。该书是第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鸿篇巨著，其深度和高度，至今还没有作品超越。该书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至1973年为止，仅在德国就出了62版，同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成为妇女问题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1927年，沈端先（即夏衍）对《妇女与社会主义》进行了翻译，由开明书店以《妇人与社会》为名出版。译本是《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个中译本，到1955年共出版了六版。直到1995年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根据德文原始文本，以《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版了第二个中译本，弥补了沈译本的不足。

第三类是国内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共找到60多种。其中有不少珍本，可惜多半被历史尘埃埋没了，以致当代读者知之甚少。如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张若名以“一峯”的笔名，与“辟世”（任弼时的笔名）合作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浅说》，堪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典范。该书一经面世便洛阳纸贵，十个月内，仅上海书店一家就9次印刷，还有新青年版、国光书店版和长江书店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1925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读本，从各地党团文件获知，是各地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必读书目。经过考证得知它是陈独秀的佚文，对大革命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研究和陈独秀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四类是中国共产党与进步人士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相结合的著作。从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全力以赴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出路，出版了一大批政治读物。这批著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目的与归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中国化”第一批理论成果，满载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集体智慧。这批著作很多，除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外，更多的是各类学校、各种工农讲义所（班）、各地党团组织及其下属的团体印刷的宣传品，搜集起来很困难。笔者团队共找到了40余种，有党的文献中提到的重要著作，也有在媒体上经书评或广告推荐的，是从中共创建至大革命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其中1920年6月出版的《劳农政府与中国》，是国内第一部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革命与建设的书。1921年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组织的革命宣传册。该书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无疑是为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造舆论，意义非同一般。《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中国共产党五年之政治主张》，是党将马克思主义与国民革命相结合的文化载体，体现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革命（一）》（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探索最初的思考，代表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化”的最高水平。

从1979年开始，至今40余年，编纂组的足迹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在内的全国众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还远赴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以及欧洲地区，搜集到了250余种原始著作文本，精选其中的151种，汇辑成《丛编》，分五编、45卷，共2700万字。这部煌煌红色文化基础工程，展示“早期传播”的原始风貌，彰显了“中国化”第一个历史性飞跃肇始的最初历史轨迹。

翻开满载历史厚重的传播著述，耳畔响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先驱们振聋发聩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拿来应用对“我们后进中国人实在是天赐之幸。这天赐之幸只在等着我们中国人伸手去受，我们如果连这手都懒得伸，就未免是太甘暴弃，恐怕终免不了要遭天谴呢！”[17]

十月革命“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

“更是要紧的，就是主义的信仰。我们对于主义没有信仰是不成的，因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18] 7

“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底努力了。”[19] 383

尽管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还很幼稚，甚至还有些认识误区，但从一开始他们便具备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没有路的地方艰难地探寻，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独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号召、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实践征程向世界庄严宣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如期实现！[20]

值此党百年华诞之际，出版《丛编》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当代价值。它填补了“早期传播”著作缺乏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用大量原始性的红色文献诠释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初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初心”的继承，更是发展与创新，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成立的时间有“8月说”和“6月说”。“8月说”占主流地位，202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便持此说，但没有交待依据。“6月说”有两份原始史料证明。第1份是192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开头就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接着交待第一批党员为5人：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这份文献说得很清楚：年中，8月不为年中。5人，就是说具体成立时必须有这5人参加。改革开放后，俞秀松日记公布，上面记载施存统于1920年6月19日乘船去日本，则成立必在此前。这样“6月说”就有了原始史料支持。因此《丛编》采取“6月说”。另，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的有关介绍亦持“6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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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06-06.

[18]  田诚.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M].新文化共进社,1921.

[19]  新青年社编辑部.社会主义讨论集[M].新青年社,1922.

[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